用，就这样，等到刘文澎继位，还剩下六成.
而这剩下的六成，在平康六年春，已然见底了，少府又开始从全国各地采购美酒陈酿了。
同时，不知道停罢了多少年的“贡酒”制度，又重新恢复作用了，刘文澎并没有下诏，但是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只要是有名酒产出的地方，官府都主动搜罗好酒，以为贡酒进献。
初时，规模不大，数量不多，基本都是作为试探，但宫中的茶酒使是照单全收。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望风影从者，数不胜数，连车载道的各地名酒，顺着帝国通往诸道的直道，接续不断地向京城输送。
对于这种情况，朝中当然还有去进谏提醒的声音，然而，朝廷本身就有贡献制度，只是两代先皇克制，不让地方进献罢了（世祖是严令采购，太宗则是用世祖遗产就够了）。
这件事情，关键还是看皇帝的自制能力和道德水准，而用这两者来考验刘文澎，本就略显荒诞。
因此，劝谏是没用的，因为皇帝根本不可能听，没有足够的酒，怎么办宴会，起歌舞？
惹得烦了，皇帝也是会发飙的，理由也很充足，各地贡酒，都是地方官吏百姓一番心意，尔等谏止，是要阻断朕与官民亲近？其心可诛
另一方面，地方官吏们觐献贡酒，除了讨好皇帝，为仕途增添一份助力之外，更多的，显然是通过这个办法，谋取私利，抑或填平一些财政上的亏空的，这可是“正大光明”的机会。
如果说皇帝能得的贡酒价值为一，那么地方官僚从中，往往能获得三、四倍的利益，干得过分的，十倍尚且不止，而这些财富从哪儿来，治下生民而已。
这还只是“贡酒”一项造成的影响！
由此，也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了，那就是在刘文澎亲政后的这两年，大汉帝国的官场开始浑浊了，吏治再难保持曾经的清明了。
朝堂之上，权贵们矛盾重重，冲突不断，争权夺利，也越发明显，同时，也尚书令王旦为首的宰相们，更多是只是维持帝国的整体稳定，朝政的正常运转，对于地方，尤其是一些弊端，并不能集中精力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权威去解决。
盘根错节的政治利益关系网，导致严重的掣肘，身处其中的人，除了在维护自身利益上能卖力之外，并不能做更多的事情，做了往往陷入泥潭。当然，总有一些满腔热血、一派公心的良臣，但与大环境对比起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
因此，平康时代的大汉，整体上依旧处在一个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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