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权贵们，已经真正嗅到了那股不寻常的气息，那几乎是一种大变革的前奏。
对于地方上的权贵与官僚们来说，朝廷要精简人员，裁撤冗官冗员什么的，不管声势闹得多大，都有办法应对，有的手段，有的是时间，同中央周旋。
从世祖开宝时期开始，到整个雍熙时代，即便是康宗都喊过裁撤庸官冗吏的口号，但事实上呢，到刘文济都登基当皇帝了，冗官冗吏的问题，依旧不轻。
过去的二三十年，取得过一定成效，但都是治标不治本，哪怕早在开宝时期，世祖就下诏对全国道府州军县镇乡里各级官府机构官吏人数及相应俸禄做了一次全面的规定与限制。
但往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民有隐户，地有隐田，这官有隐官，吏自然也有隐吏，编制内受限，还有编制外的临时工.
在信息、交通受限，监管能力有限的时代下，很多问题都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只能陷入矛盾爆发、改良、压制、再爆发的循环中。
而仅从“吏政”事务来看，皇帝搞出这么一个吏政学校系统，却有些许触及到要害的意思。地方权贵之所以为权贵，在于帝国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与待遇，根子上的问题，不能通过直接挖根去解决，于是，从吏员供应改革结合行政监管，变成了刘文济琢磨出来的解决办法。
实事求是地讲，这仍旧是一种改良，其中的一些理念也必然来自于世祖皇帝，但此事若成行，对加强帝国中枢权威，对控制冗员与地方监管，对提高帝国职吏素质才干，是有极大积极意义的。
在刘文济的构想中，对于吏的清治，还有更进一步的打算，那就是彻底地明令禁止各级衙门私授吏员，即便不能将这份权力收缴中枢，也要使去编制化、制度化。而最终的形态将是，在未来某一日，大汉各级吏员，当从诸经过吏政学校培养学习的学生中去选拔，而不是单纯凭各级官僚一己之好恶偏私。
而要做一点，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更多的积累，更多的实践，更完善的制度，更广泛的意识，更多的拥簇，还有更重的权威
并且，即便真按照刘文济的构想去推动，并且最终落实了，在这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也谁不知道最终呈现的究竟是怎样的结果。
但是，做事的目的，固然是为了成功，但在追逐成功的过程中，能取得一定进步，就已然意义非凡了。而以刘文济外柔内刚的性格，在没撞南墙之前，是不可能考虑回头的，同时，以他素来谨慎的作风，也很难有事情能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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