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或贬到个穷山僻壤，都算是一种挽其尊的宽容了。
提起寇准，你至少不能否认其见识与才干，以及大事、要事上的谋断能力。至少在尚书令的七年多时间里，对于大汉帝国的发展，还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
寇准的贡献，主要在于三方面，一是协助刘文济巩固皇权，将康宗时代笼罩在大汉皇帝身上的那么抹晦色去除，这是根本，如果在这件事上跟不上脚步，寇准也当不了这么多年尚书令；
二则是整顿吏治，反腐肃贪，重倡太宗遗风，狠狠地打击了自康宗朝以来复萌的舞弊、奢靡、贪墨之风，帝国法制的权威性再次得到恢复；
第三就是从未摆在台面上，但明里暗里一直在做的事情，对帝国勋贵们的打压，不管是提拔培养庶族官僚、地主，还是削弱勋贵集团在朝廷权力中枢的存在感与影响力，这些都是在建隆时代一个很明显的政治特征，当然由此积累的政治矛盾也同样冲突。
因此，在尚书令的位置上，寇准并不是一个庸碌无为之人，相反，他是个有为之臣。但是，有为之余，也往往伴随着数不清的非议，不得不说，在“建隆改革”中所引发的种种矛盾与敌视，寇准也帮刘文济分担了一大半。
“倒寇派”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出现了，并且，不只是那些利益受到损失的勋贵，还包括很多本属同阶层的庶族官僚。比如寇准一直鄙视的南方官僚，以及诸多受不了寇准强势甚至强硬到蛮不讲理程度的治政作风。
鉴于此，虽以赵普为目标，但寇准永远达不到赵普的高度。首先没有一个世祖皇帝那样的最高领导，就是先天劣势，另一方面，在为人处事方面，寇准比之赵普也有不小的差距。
这是个聪明人，但聪明的地方，并不完全为皇帝所喜，不管是太宗还是刘文济，都是类似的观感。要知道，当年向德明之后，择尚书令时，对寇准刘文济都是有所疑虑的。
但最终选择寇准，也是政治的选择，至少，这个人能办事、敢办事，并且办成事的能力很强。在刘文济走向皇权巅峰的旅途中，寇准就是一个急先锋的存在，用起来也很趁手，有这么个精力充沛、作风果敢的大将，刘文济在治国过程中省却了很多精力，在处理一些棘手问题的时候也有更大的余地。
因此，就是刘文济也从不否认寇准的能力，只是，时间在流逝，朝局在变动，人心也在变化。到建隆七年，在把桀骜不驯的安东王刘文渊压制之后，刘文济的地位从里到外都得到了彻底的巩固，再无人能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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