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联盟。”
袁建生沉重地点头：“‘欧盟’作为一个能有效协调内部利益、代表整体意志进行谈判的实体，在这次危机面前，其意义……恐怕已经近乎归零了。”
“这意味着我们的谈判策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游旭总结道：
“试图达成一个一揽子、覆盖所有成员国的‘整体拯救方案’，难度将超乎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很可能被迫转向一种更复杂、更耗费精力的模式，也就是跟不同集团、甚至单个国家进行多线、分层次的谈判，针对不同的对象，设定不同的条件和目标。”
另外几人没有回答。
这无疑将大大拉长谈判周期，增加不确定性。
但确实是更加可行的路线。
“而且，这也意味着，国内必须对这种‘欧盟整体性瓦解’的新现实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兰新志深吸一口气：
“我们的资源是宝贵的，必须用在刀刃上，核心国的诉求要部分满足以换取合作，但也要防止被绑架；对边缘国的‘甩卖’，要极其谨慎地甄别，避免接手烫手山芋；至于新欧洲，则要着眼长远，选择政局相对稳定、合作意愿强的伙伴，进行有战略意义的试点性投资，将其培育成未来的支点。”
“这盘棋，比我们出发前预想的，要复杂艰难十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