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中或许因葡萄牙殖民者被广东官府驱逐了。但是，澳门离陆地很近，而且也容易受到广东官军的围剿，且嘉靖二年前后，广东的明军已经学会了葡萄牙人先进的火器和战舰，军力优势和葡人不相上下。
所以，不存在明军打不过鬼佬且番鬼靠武力霸占的情况。因此，可以断定葡人在澳门居住必然得到了明朝的认可。从澳门被出租给葡人来看，明朝租给葡萄牙人以澳门更像一种招安，是为了方便管理番鬼。
西元1557年，广东发生了东莞兵变，叛军“直抵省城下”。兵变最后被副总兵汤克宽平定，明人《贤博录》中提到了这一兵变，是汤克宽邀请在澳门的葡人一同出兵帮镇压，作为回报，答应减免他们的租金。
这可以看作是葡萄牙向明朝伸出橄榄枝。同样，在西元1557年，浙江倭寇被胡宗宪、戚继光围剿，倭寇南逃福建。至西元1562年，倭寇攻占了福建兴化城，但西元1564年，明军又肃清了福建海域。
西元1566年，窜逃到广东的倭寇也被俞大猷等明朝将领带兵肃清。如此一来，大明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清理干净。但是，如果从“宁波争贡事件”引发倭患势不可挡的西元1523年开始算起，到西元1566年，东南海域的倭患持续了43年，对倭战争已持续了太久，让明军早已筋疲力尽，实在不想将对葡战争持续下去。
需要注意的是倭寇（日本海盗）问题真正解决还是得靠明朝内部政策的改变。这一时期，明朝开始采取灵活多变、重点打击的策略，对沿海走私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倭寇失去了合作者，也就转向安分。
所以，明朝统治者预计将对倭策略移植到对葡问题上，应该也能取得同样的成果，由此才出现了对葡萄牙人的招安。在《中葡早期关系史》中，有一段葡萄牙人的史料，反应出了葡萄牙王国对明朝的态度。
西元1554年，葡萄牙国王给其兄弟路易斯的信中提到了中国，明确了葡对中的三个要点：第一，派出的特使索萨去华不是为了占领澳门，而是为了对华商谈通商；第二，对华关系重在扩大通商和减少关税。
第三，“葡萄牙”改称为“普都利家”，不再称“佛郎机”，从而减轻中国人的敌视。信中提到的索萨，曾于西元1546年—西元1571年间活跃于中国、南洋、印度一带，是葡萄牙负责中国贸易船队的队长之一。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葡萄牙对华政策的改变，如前所述，在嘉靖二年前后的时候，葡萄人也到过广东海域，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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