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适眼中，或许只是个数学题。但在公孙泽的眼中，这不仅是个盈不足之题。
盈不足之题，应用盈不足之术，按说也只有这种公传之术方可解开才对，他的先生一直是这么教他的。
在这题之外，更是涉及到理念纷争，在他看来从不是一道盈不足之题的问题。
譬如此时天下，一如此题。
无论儒道、还是杨墨，最终追求的都是天下大治、天下有道，这一点诸子是殊途同归的。
但是，儒者认为，想要天下大治、恢复天下之道，必须法古、井田、周礼。
是必须，而不是可以。
因而任何事都必须明正言顺，如果做不到程序正确，那么肯定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然而杨朱认为，天下想要大治，只需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你不来侵我的财产，我也不去侵你的财产，王公贵族也不可以随意拿走别人的东西，每个如同汗毛般渺小的个体都受到尊重且拥有自己的权利，那么天下可以大治。
墨者不必提，法家则认为，万事不可法古。什么儒家的周礼、墨家的圣王，都没用。凡事只需要用符合当时情况的术与势，富国强兵，待到一统之时，大争之世已是古，到时候再不法此古，再行定夺。
如此一来，这就涉及到想到达到目的，是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可行的重要问题。
公孙泽明白，夫子逝后，儒家势危而非势微。
此时还未有阴阳五行之说，也未融合方士之术，最是艰难的时候。
如果不能证明想要达到天下大治只有一种办法可行，那么天下之君王恐怕都不可能会选用法古井田周礼的方式。
只有证明想要天下大治这是唯一的办法，君王才会弃异端而行正途。
倘若不能证明想要天下大治只有一种办法可行，也就给那些异端和禽兽提供了机会。
放眼天下，是礼；放眼盈不足之题，便是古法的盈不足之术！
正如为人兄不友弟不恭，则很可能不孝；为人不孝，则很可能犯上；为人犯上，则很可能作乱……这是一种递进关系，哪怕再微小的事如果不守正道，都可能发展到犯上作乱的地步。
只是盈不足之题，与天下大治不同，此时天下并未大治，所以诸子百家都说自己的方法适唯一可以大治的方法，无法验证。
除了立足于现实不法古的法家，剩下的都在从先王三代中寻找合法性，没有一家可以全然地推演出牛耕铁器的条件下将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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