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定额，甚至比定额还少，因为公田的收获数量往往比私田要低许多。
将公田制度打破，只朝着宋公动手，将公室的公田全部拆成私田，将这些公田里的全部应收的赋税，平摊到私亩当中，保持原本的税率不变。
本地的一部分还有把柄握在墨者手中的旧大族，一旦时机成熟就动手搞掉他们；那些愿意接受新的土地制度，愿意自发转化为新兴地主靠实物地租和租赁或是经营性农业获利的大族，则承认他们的私亩。
那些棉花之类的经济作物，还要优先给予那些新兴的地主，同时还要想办法将新的种植技术在各国普及，提升市场流通总量促进商品交换发展。
让那些在沛邑的新兴地主觉得有利可图，自发选择经营而不是分散租赁的方式，逼着租赁他们土地的已有的隶农要么被迫离开被墨者组织起来新开垦新田，要么成为雇佣性质的雇工农。
怨恨的矛头指向那些新兴的地主，有利可图，是他们自愿不准租赁而是选择经营的，看起来并非是墨者逼迫的。
至于沛邑绝大多数的村社制下的农夫，则基本按照自耕农的方向前进，将公田军赋平摊到他们的私亩当中，变赋为税。
成不成，如今只在于墨者做不做，一旦楚人北上新一轮晋楚争霸展开，宋国大贵族必然无心管辖这里的事。
将亩产提升上去、改进一些农具和种植方式、由一年一熟改为一年两熟，保持原本的固定税额，那么农夫终究还是得利的，只要讲清楚他们也会支持。
只是这种支持暂时只能以信任为基础，所以这一次的麦收就格外重要。
适大致说完，又道：“这事也算不上秘辛事，你说说看，如果一年前你们在商丘麦收之后，我就说这个办法，你们会不会同意呢？”
一年前的商丘村社，正是现在沛县的许多村社。
苇知道这件事很重要，慎重地放下了酒碗，仔细思索着一年前的记忆，回味着一年前的心路，许久才点头道：“会同意。适，你不知道冬麦对我们来说多重要。好吃不提，原本三百亩的份地，分成三年轮休，如今如果按你说的那些种豆种苜养地、再种麦的办法……只要税赋不变，每家又要多收多少？”
苇考虑的慎重，并不是说那时候是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而只是觉得适问的这些话很重要，因而不得不仔细考虑清楚。
他知道墨者要做决定，肯定不会只是问他，但他也知道墨者总讲的公意，而自己算是公意的一部分，是有必要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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