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北地来的马匹，本地的养殖……种种这些，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
这种情况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没有“成文法”，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利益相连，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
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
几次争取之后，商丘终于得以每年缴纳一定的赋税，换取了城市的半自治，成为和商丘国人一样的存在。
而魏国、齐国的政策扩张，让他们深感恐慌，于是他们出钱、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闲置人口出力，墨家出技术，花了三年时间重修了陶丘城，成为控制齐、鲁、魏三国的重要军事堡垒和工商业城市。
并且出资成立了一支义师，只不过这支义师是掌握在墨家手中的，因为墨家的政策相对于贵族和君权更让他们喜欢，有组织的宣泄变革矛盾也让这种变革的矛盾减轻了许多。
墨家的讲学在陶丘极为兴盛，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本身就是墨者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这一切，都是别处不能复制的。
墨家有技术优势，可以用各种新奇的商品冲击各国原本的手工业和贵族农业。
墨家依靠对越战争获得了大量的“王田”进行土地变革，减轻矛盾的同时，扩大了泗上的市场。一个自耕农的购买力是原本公田庶农的十倍不止。
小贵族能够在变革中获利，受到利益的驱使自发地转变身份，成为经营性的地主和农场主。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粟”，有夫差修建的菏水、邗沟两条运河，让河运成本远低于陆运，勾连和黄河和长江的水系让这里的商业可以对外扩展。
对越国的战争获得了各种商业优惠，成为商品倾销地的同时，也让越国的内部矛盾更加深重。楚国内乱之后墨家在楚国的渗透，也让长江一带的楚国城邑成为市场；百越等蛮族在水运接近的地方，也可以倾销大量的货物，换取北方急需的各种商品……
种种这一切，都是秦国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秦国只能实行“授田制”，因为土地是秦国最大的收入，一旦放开土地买卖，实行泗上这样的制度，只怕“民众皆怨”，都想退回到至少还有土地可以耕种的年代。
胜绰等人在秦地进行的变革是如此，因地制宜。原本历史线上的商鞅在秦国的变革也是如此：秦国不是土地私有制，遍观秦简，卖什么的都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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