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获得别人也不能劫杀自己的大利。
于是墨家之法，不能随便杀人，理由是：如果可以随便杀人，那么自己就有被杀的风险，支持这种律法就是不爱己。
而墨子又言：仁、爱己也。
由此可证，不爱己，等于不仁。
而不能随便杀人的法，则为仁的一种体现。
又因：生命权是爱己、利己的基础，推出生命权是一切利益的根本，所以最大的惩罚就是剥夺别人的生命权。
因而墨家之法杀人者死，是为了每个人都减小被人杀死的风险，是为了最大程度的爱己，所以墨家之法杀人者死，是为仁法。
这一切论证的前提，又源于“人无分老幼贵贱，皆天帝之臣，故人人平等”，由此可证，世卿贵族的“生命权”，等同于庶民工商的“生命权”，故而“刑不上大夫”的说法，违背了“利己”原则，即为违背了墨家的“仁”，因而儒家不仁。
由上所述，可知公共权力和公共意志，是为了让每个人在“兼”这个概念下最大程度的利己，而法律从“上古时代，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基础上由“同义”的公共意志转化而来。
由以上仁为爱己、集众为义、义为爱己从而利天下、人皆平等、公意公利即为法等内容，可证“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这是法家的说法，但这个没有论证，而是结论，是基础。
墨家通过一些列的论证，得出了“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结论，从而更加有说服力。
当然，以后来人看，无论是“上古之时，十人十义、百人百义”、还是“于是选贤为天子”、“集众义以成法”、“舍小利而谋大利为上古义法之始”等等这些，全都是……历史唯心主义。
全都是一种虚构、一种假设。包括公共意志等等这些，都是虚构，虚构了一个上古时代的情况，以不变的，此时的“人”去推测当时的时代。
但凡这种有些神秘莫测的推测，想要存在，必有其基础，而这基础又需要立足于物质的现实。
这种现实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周礼崩解、世卿贵族开始落败、市民中的工商业者在城市有了一席之地、泗上、齐鲁、三晋的私有土地改革，使得出现了这种信奉、喜欢、认可这种幻想理论的阶层基础。
换而言之，墨家的这些理论，是为一个阶层代言。
当随着贵族封田、人身依附的法律关系在泗上、宋国逐渐解体，这世上在泗上、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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