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
现在天下除墨家之外的思潮，有几种关于法的看法。
儒家自不谈，而已经开始露出苗头的法家对于法的看法也在泗上之外流传，因此这一次制法众义会还必须讲清楚源流。
讲清楚这一次的“法”，是符合墨家道义的法，要与法家对法的看法做割裂、与儒家的礼法做区分。
这也算是一次内部的思想统一，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做好彻底与旧制度和其余百家决裂的准备。
一个体系，不能是单独的、孤立的，而是在内部统一的，可证的，就像是几何学一样，之所以正确的根源是最开始的几个定理，而不是说像是一本“经书”那样规定出来这个对、那个错、这个可以、那个不行。
讨论法的作用，就不得不在之前先统一“性善性恶”论。
春秋之末、战国之初，天下有闲之士开始讨论辩论“性善”、“性恶”。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也因为适是以“最符合子墨子之义”的弟子自居，加上墨家现在要引导的是一场反贵族的变革，所以适就必须放弃他三观里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看法，而采取墨子的一些看法，以符合时代，同时符合墨家作为“自耕农、手工业者、商人、市民阶层”代言人的身份。
换而言之，墨家的道义，除了有一种“利天下”的圣徒情结之外，本质上还是一场“启蒙”运动，依靠自耕农和市民阶层，依靠资产阶级的人性观来对抗世卿贵族制度，变革天下。
启蒙的基础，是人性的解放。
而想要让人性的解放是对的、合理的，就必须不能是“性本恶”。
否则人性是恶的，解放人性就是让恶解放出来，恶是坏的，让坏的更多，那就是错的，这就是基本的逻辑。
而人性的解放，恰恰正可以从墨子的人性观发展出来。
墨子的人性观，是“人性如素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因而历史上后期墨家的那位被同窗经常打小报告要把他开除墨籍的“告子”与孟子辩论时，认为人性“性无善无不善”，又“生之谓性”。
这就已经开始接近那种最符合市民阶层和手工业者、自耕农启蒙的人性观了。
即……整体意义上，人所做的许多，都是出于本性，这本性没有好坏，因为是人，所以便有这种本性。
人的本性，是人活着并且追求的终极目标，所以人求利、人避害、人过性生活、人吃饱饭这一切，都没错，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