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概念在那时候是有文化基础和想象力支撑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再加上华夷之别。
墨家支持“同义、统一”，但是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本来意思，因为如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么民众分走贵族的土地就是违背了道理的。
既要反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要为将来维系一个稳定的共同体；又要提防各国之间的创造民族，这就是这一次对齐和约以及附属的诸侯会盟要解决的最难、最复杂的事。
算起来，孔子算是启百家的人，毕竟开了私学先河，而一整套的体系理论的发展乃至百家争鸣，在“天下”这个问题上的脉络也就有迹可循。
仲尼之前的现实，就是礼崩乐坏。
礼崩乐坏，意味着以周天子为枝干的、维系九州是同一个想象力族群的、周天子拥有神权和法理的时代就要崩裂。
对此，孔子想的办法是往回退，退回到礼不崩、乐不坏、征伐出自天子的时代，以维系诸夏的统一存在，形成一个内部分封的外部独立结构。
到了墨子的时代，礼崩乐坏的更加彻底，宗法分封体系已经支撑不下去了，墨子的想法是承认既定的现实，推行国际法准则，使得分出来“义”和“不义”，非攻以维系天下的和平。
而等到适出现之后，墨家的整个理论在很大部分上被修正，提出了新的“同义”的概念，而同义的基础是书同文、车同轨、度量衡天下一致、善恶标准和义的标准天下相同，形成一个更为紧密的文化族群。
比如说当初有人问墨子的“我爱邹人胜于越人、我爱鲁人胜于邹人、我爱我家乡的人胜于外地人”这个问题。
仲尼的解决方式是“征伐出于天子”，使得天下还是天下人，不会割裂，即便内部有所割裂，但是依旧属于“普天之下”的天子，靠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的文化认同，保持天下人的基本向心力。
墨子的解决方式，是“非攻”，推行天下准则、承认各国之间分裂的现实，因为孔子的手段已经证明无效，诸侯不可能同意，那么就退一步承认现实，依靠“兼爱”的说教和道理的宣扬，解决邹人、越人、鲁人、齐人的问题。
适的解决办法，则是说教太难了，那我们统一吧，统一之后不就不存在邹人鲁人的问题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太难，我们不去解决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本身搞掉，换个更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就得了？
只要能够完成大的“同义”，那天下也就离兼爱更近了一步。到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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