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
“却不知郑国上下，百姓可曾得利？可曾得爱？若得利得爱，则可战。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百里之地，民得爱利，可破魏楚，况郑五百里之国？”
一番话，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
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
郑国不管是公族、七穆、还是驷子阳余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财富？
好在郑公乙道：“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只是韩国围困郑地，自三十年前无日不战。欲战，则要有钱粮军赋，民众必然受苦。”
“可若不战，那么又会助长各大国不义之心，使得大并小、强吞弱行于天下，这是让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寡人怎么可以助长这些不义野心的滋长呢？”
“况且昔年子阳执政，多有变革之心，墨家也多赞赏，然而强敌环伺，如何敢变？”
这话虽然是场面话，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变法，就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七穆之争，哪怕驷子阳一党联合公族击败其余六穆，自己吃肉百姓喝汤，那也可以使得民众有效死之心。
然而结局却是驷子阳被杀、郑国内乱，七穆叛逃，去魏韩那边做大夫去了。
针对这样的场面话，墨家使者没有用宣义部一贯的口吻先批判一番，而是说道：“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辞。”
“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时皆来不及，又要保护郑国社稷使得韩宗为私利而开战的野心不能够得逞，这就只能考虑外交之事。所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便是此意。”
“但是，韩国负黍、阳翟皆近郑都，在外交事成之前，郑国需得做到一点，最起码要有保卫都城的能力，至少要能做到韩军围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准备，他国方能支援。若不然，数日城破，纵然外交各国，又如何来得及？”
“是故这件事本身，还是郑国内部的事，内部的事不能够解决，外部有再多的支持也不能够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