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泗上的村社为例，合作社制度的普及，使得农家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但是墨家认为，泗上不足以作为整个天下的例子，因为泗上的军力足够并且掌握政权，所以可以如此。
天下别处的农夫大部分被困在土地上，他们对于大义天志的了解，并不足以支撑他们直接越过这道坎。
换而言之，泗上认为宋国的土地兼并、民众失地逃亡做工、流佣和雇工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一种有利于天下的事，并且是支持的。
但是在泗上，为了保证兵员，以及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合作的方式逐渐改变村社的形态：即土地集中使用是正确的，但土地集中于谁的手中是个问题。
农家最开始期待的模式，是贤者与民并耕、市贾无二价，以劳动量作为一种等价物，进行无利润的交换，譬如我种粮食所消耗的劳动换取同样劳动纺织的布匹，这样谁也不吃亏，做到真正的公平。
这也是因为双方所代表的阶层利益不同产生的分歧。
墨家自从适执掌以来，代表的是手工业者、城市小市民、工商业者的利益，兵员的主力是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并且对于将来的构想是对外扩张、通过兼并土地和市场开拓，渡过艰难的“棉吃人”、“蚕吃人”的阶段。
农家最一开始代表的，却是无地农民的利益，这些农民承受着三重剥削，尤其是泗上之外的地方，承受着贵族君侯土地封主的剥削、承受着商人操控物价的剥削、承受着泗上手工业品倾销的剥削。
他们反对商人，嫉恨商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商人通过和贵族勾结，就像是盐一样赚取高额的利润，农夫本就需要承担军役和劳役，再加上这种支出，随时处在破产逃亡的边缘。
宋国靠泗上太近了，新时代的苦难在宋国上演的也越早，譬如靠近泗上附近的土地大量兼并，用于经营，提供泗上所需的农产品和原材料；泗上对于这件事也是一种默许甚至于支持的态度，因为泗上缺乏廉价的劳动力人口，宋国兼并土地，泗上发展工商的同时稳定泗上的兵员基石，一举两得。
这就是农家和墨家的分歧，也是经过发展之后农家所代表的利益：因为种种原因无地失地的农民。
适觉得等量劳动交换以至于市贾不二价的想法，是标准的空想，但他们自称的真正平等派倒也没有错，但是这么搞不行，也不符合此时市场无限、土地无限的情况。
那场大辩论之后，农家看到了一条新路，也就是泗上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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