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蛮夷问题与西汉时期相比，则是严重许多。
至于为何？
与东汉本身的中央制度有关，东汉废除西汉时期的典客，将其功能并入大鸿胪中，接受尚书台的督察，极大削弱了典客的话语权。
而典客者，掌诸归义蛮夷，负责邦交和边陲部族事。因此典客话语权的削弱，代表地方上归义蛮夷、边陲部落与中央沟通之间成本加大。
西汉时期，典客下辖行人、郡邸长丞、译官等职，向下与属国都尉联络。而属国都尉与蛮夷首领共治蛮人，下辖国、道二级，与郡县是平行治理单位。
及至东汉时期，地方郡守权利加强，典客又被改制，道改县，属国都尉渐归太守差遣。
除制度外，两汉差距大者，便是在胡人赋税征收上。西汉为了安抚蛮夷，不向蛮夷征收田租。东汉向内附蛮夷未有经济优待，并因蛮夷承担经济支出，而缺少上升途径，或是说向上反馈渠道，加之不恤胡俗的官吏粗暴治理，故常会爆发叛乱。因此东汉长期被蛮夷叛乱所困扰，乃至被百年羌乱拖垮经济。
当然了，需要明确一点，西汉关于蛮夷的治理体系，绝大部分源自于秦朝。
秦朝先以关西为基业，时霸于陇西，北吞义渠，南降巴蜀，故治下蛮夷诸部众多，随之拥有丰富的治理蛮夷经验。
如九卿之一的典客专门对接地方部落，其中属邦为地方治理机构，长官称为邦候或邦守。在属邦之下辖道，道由各部首领自治，但文书行政与律法执行由中央官吏负责。
故观辽国所谓的南北院制，本质与秦汉的邦、道之制有近似之处，依民风各依其制。华为华制，胡为胡制，并为了维稳牺牲些经济。
魏晋时期爆发的五胡乱华，虽说是中原王朝内斗，方才让胡人入主中原。但从侧面来看，难掩汉胡之间的激烈矛盾，如大量胡人被贩卖为奴，中原王朝与边陲胡人部落之间依靠微弱的朝贡关系。内迁的羌、氐承担经济赋税，却又得不到相应的政治权利与发声渠道，矛盾至此便被埋下。
充实关西，外迁胡人为固本之策，但不代表不团结胡人。蛮夷的效忠对大唐而言，其中蕴含巨大的利益。不单单是赋税上，更重要是提供低成本的兵源及大规模牲畜。
因此出于以上种种考虑，北院设立对治理少数民族而言，纯粹有利而无弊。
“陛下！”
得到张虞设立北院的诏书，钟繇再次入宫面见，问道：“试问北院下辖几部几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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