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夜的风卷着西市的喧嚣穿过小巷，李义府坐在陋室的案前，无意识地敲打着那本磨卷了边的《农桑司实务纪要》。
三天前，他在酒肆听稽查司的小吏闲聊朝堂议事，那些碎片般的议论此刻仍在耳边盘旋，像无数根针扎着他的思绪。
“房相说要扩粮仓、疏漕运，可江南的粮运到关中，三成在路上就霉了，储得再多有什么用？”
“长孙尚书提农技考核，可新式农具到了乡野，百姓不会用还是白搭，去年下发的《农桑要术》，我老家县令都当废纸垫桌脚。”
“魏公要清查隐田，听着解气，可那些豪强哪个没后台？真要动起来，怕是朝堂先乱了。”
“褚卿的耐旱豆是好，可试种要等三年，今年关中的粮价都涨了，等得起吗？”
小吏们的闲言碎语，戳中了所有建议的软肋。
李义府灌了口冷茶，茶水顺着喉咙滑下，却压不住心头的烦躁。
他铺开纸笔，把几位大臣的主张一条条列出来，又逐条划掉。
房玄龄的储运是节流，解决不了开源的根本。
长孙无忌的农技是慢功，救不了眼前的粮荒。
魏征的抑兼并是险招，稍有不慎就会动摇新政根基。
褚遂良的新种是远谋，远水解不了近渴。
“都在田亩里打转，可田亩就这么多，天旱了、涝了，一年的收成就没了。”
李义府喃喃自语，将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窗外的月光洒进来，照亮案上摊开的《大唐舆图》，中原的州县密密麻麻标着“歉收”“粮价涨”，而西域、天竺的方向却一片空白，只淡淡写着“胡商往来”。
这几天，他几乎没合眼。
白天跑去劝学馆听讲，晚上蹲在西市的粮行外，看胡商的驼队把一袋袋青稞、稻米卸下来，转眼就被粮商高价收走。
有次他忍不住拉住一个粟特商人问：“你们故乡的粮多吗？”
商人笑着拍他的肩膀：“多！多得能喂骆驼，就是运到长安太贵，还要给沿途部族交钱。”
“交钱……”李义府猛地站起身，在狭小的屋子里踱来踱去。
他想起当年随晋王李治巡视边地，那些部族首领见了唐军就谄媚送礼，见了商队就拦路抢劫。
想起百炼司的工匠说“新造的火炮能轰塌石墙”，边军将领私下说“有这东西，西域诸国不敢炸刺”。
一个念头隐隐冒出来，却又模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