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者，此是也。乃杀伯升者，朱鲔之本志，轶特徇鲔而从之者尔。帝之于鲔也，使岑彭说之曰：“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降，官爵可保，河水在，吾不食言。”
鲔降而拜将军，封列侯，传封累世。同怨而异报，达于理者之制恩怨，非常情之所可测也如此。
虽然，亦恶有不可测哉？伯升初起，始发于李轶，迎光武而与建谋，则轶固光武兄弟所倚为腹心也。
更始立，朱鲔、张卬暴贵，轶遽背而即于彼。因势而迁者，小人之恒也，亦何至反戈推刃而无余情哉？及光武初定河北，始有入关之志。
更始委三十万之重兵于轶守雒阳，而李松甫败于赤眉，轶又窥长安之不固而思附光武，靦然纳断金之言而不惭。光武曰：“季文多诈，不能得其要领。”特假手于鲔以杀之，而讨犹未伸，非可以鲔例之也。
鲔起于平林，先光武以举事，与伯升未有交也；奉更始而为更始谋杀伯升者，亦范增之愚忠耳。
更始之诸将，类皆贼也，而鲔独异。杀伯升，留光武而不遣，知有更始而不恤其他；诸将挟功而欲自王，更始弗能违也，鲔独守高帝之约，辞胶东之封；受命守雒，百战以与寇恂、冯毕争死生之命；及长安破，更始降于赤眉，雒阳孤立无援，且坚壁固守，以杀伯升为惭而不降。故通更始之廷所可与有为者，唯鲔一人而已。
于事君之义，立身之恥，殆庶几焉。藉令光武以怨轶者怨鲔而拒戮之，则以私怨而废天下之公，且将奖人臣之操异志以介从违，而何以劝忠乎？子曰：“以直报怨。”直者，理而已矣，于轶何可忘，而于鲔何容芥蔕也。
五
效卓茂之为，可以化今之人乎？曰：何为其不可也。效卓茂之为，遂可以化人乎？曰：何为其可也。所以然者何也？素履无咎，居心无伪，而抑于大节不失焉，则行之也，和顺而无矫物之情，笃实而不期功名之立，动之以天而物弗能违矣。
非然，则严诩之以乱颍川者，所谓“乡原德之贼也”。王莽之当国，上下相率以伪，效茂之迹以夸德化者，非直一严诩也；莽皆乐推之以诱天下，彼亦乐附莽而成其利达。莽居摄而茂以病免，名不照于当时，而莽无求焉。自拔于流俗，而居约以自汙，敦实行而远虚名，茂自此远矣。
且其谕部民之言曰：“人所以群居不乱异于禽兽者，以有仁爱礼义，知相敬事也。”扩愚贱之昏瞀，而示以天理流行之实，夫岂托迹宽仁以干誉者之所能及此乎？茂唯有此，虽无皦皦之名，而志终不降；虽违物情之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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