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点头。
这也正是他们两人所想。
中原历朝历代，虽然种种制度不同，可从来都是依着人丁来核算赋税。
于是就造成了一个恐怖的现象。
国家初定，人丁稀少，百姓皆耕者有其田，前朝大户也几乎都被扫清，于是国家呈现出一片祥和景象。
可随着国家的发展。
自然会有新的大户人家和王公权贵出现。
这些人依仗功名身份，手中握有免税数额，又能以权谋私，逃避赋税。
但一府一县，税赋是有一个额定总数的。
比如应天府而论，若国初有十万亩地，国家征收这十万亩地的田赋，自然是正确的。但随着发展，这十万亩地里面有五万亩甚至八万亩都被权贵大户占了去，逃避了赋税。
可朝廷还是要依照十万亩田地征缴赋税。
那么出现的结果是什么？
自然是余下的五万亩地或者两万亩地的百姓，承担起总数十万亩地的赋税。
这也基本就是苛捐杂税的由来以及百姓负担日益沉重，最终生计艰难的原因之一。
当然，并不是说应天府只有十万亩地。
而是类比。
道理基本如此。
换到现在严绍庭、张居正、海瑞他们所议论的。
就是从今以后，再也不看身份，也不看旁的原因。只看田亩数，只看这田地是谁的。
朝廷征缴田赋，也只针对田亩去征收。
于是。
那些侵占田地的人家，便要依照名下田亩去缴纳田赋。
当然这里面依旧有可以钻漏子的地方，依旧可以因为地方官府和地方权贵大户勾连而出现舞弊的情况。
但制度上，却是好的，也是正向的。
而要保证制度的完善，自然就需要另一套法子来管控。
诸如朝廷需要强有力的管控，需要严苛的吏治管理。
只是不论如何。
制度的架子却必须要事先搭建起来。
有了这个制度，朝廷才能有人去做这个事情。
而这。
也正是官绅一体纳粮的核心。
不过。
海瑞这时候又说：“只是国朝赋税，过往却有细分，田赋一项，丁税一项，人丁与田赋历来二分。若是当下以官民一体纳粮归算，则在下愚见，亦当将丁税归于田亩之中，亦如田赋落于田亩均摊，如此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