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脸，一个个大腹便便、珠圆玉润，开始互相紧挨着，就像高峰期公交车上的乘客；等到完全成熟，果与果之间已经挤得密不透风，紫色的面容仿佛在声嘶力竭地喊我们赶紧把它们摘下，再一颗颗从果柄上疏散出来。
终于可以吃葡萄了——可怎么这么酸？别看这葡萄长得一副甘甜多汁的样子，味道却不敢恭维——不仅酸，而且涩，仅有的一点甜要仔细咂摸才能品到。一串葡萄里，只有那么几颗甜大过了酸，聊胜于无吧。这大概是习性的缘故？据说葡萄适种于北方砂壤中，昼夜温差大才能让糖分凝结。我们这里土壤黏湿、高温多雨，看来它是北人南迁、水土不服了。后来那些葡萄怎么处理，我也记不清了——是强忍着酸涩吃掉了，还是拿去酿了葡萄酒？总之肯定不会浪费，毕竟是花了不少精力栽种出来的。不过也因此，家里只种了这一架葡萄，不像丝瓜，记忆里隔个一两年就种一架。我们那年一直等到葡萄叶尽藤枯，连装点埕下的景致也做不得了，才拔了根蔓，拆了架子——种菜种瓜种果，原本就不只是为了满足口腹呀！
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我们一家从故厝搬到母亲单位的集资房，是板板正正、三室一厅的现代公寓楼。楼外的院子全做了硬化，想种点什么，就只能种在堆了土的泡沫箱里。故厝先是大伯住了两年，他年纪大了，伺候不得菜果。我回去过几次，埕下已经完全荒了，两边重新长满了箬下珠，听说偶尔会有人去拔。大伯走了以后，故厝外租了两次，我便再没回去过。又过了一两年，整厝都拆掉了，与舅舅一家一起重新起了一栋六层的大厝。这一回起厝，和那些年所有的新厝一样，也不留埕下了，一律包裹进了钢筋水泥的框架里。虽然有个天台，也可弄花弄草，但同样也只能种在泡沫箱里。接不了地气，再不可能滋养那么熟润甘美的蔬菜和瓜果了。
今天回想起来，旧埕下其实还长许多野花野草，它们在我不经意间，顺着季节，一种一种挨着抽叶，又挨着开花，完成传粉播籽的使命，然后又静悄悄地回归于土地。我多不知道它们的名字，只是后来许多年，在别处看到相似的小花小草时，会不时想起它们在我的童年时光里摇曳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