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经济这么发达、市民受教育程度这么高、文化活动这么发达的地区，会一直被外来文化所左右。它产生的二代、三代文化人，一定会把目光投注在本土文化的独特性上。
这一定会催生本土意识的觉醒。从西西的《我城》开始，这就是一股不可能逆的潮流了。
但是本土意识一旦觉醒，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它的走向。有些人会注重其融合性，有些人会注重其独立性，有些人会注重其超越性——其实都无可厚非。
我来告诉你这些，就是希望你要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不要把反对你的人，都当做敌人。他们也都是当年种下的苗结出的果子，有酸有甜。你现在就算把酸的果子都踩烂，以后结的果子就都是甜的了？”
张潮若有所思，沉默了一会，又问道：“那老先生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以鬯却没有回答张潮的问题，而是起身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事。我快90岁了，我已经做完了历史交给我这一代人的事情，我只能告诉你我历经的这些掌故，至于后面你选择做什么，怎么做，那是你的事情。”
潘要明和马家辉此刻也站起来，一左一右搀扶着刘以鬯。刘以鬯走到门口，又转身道：“你可能疑惑我这个老头子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
我在24岁的时候就去重庆做了《国民公报》和《扫荡报》两份抗战报纸的副刊编辑，那时候一共就七份大报；30岁的来到香港，又做了《香港时报》和《星岛晚报》的编辑；1985年，我又做了《香港文学》的编辑。抗战的艰难我经历过，内战的迷惘我也曾有过……
南、北，陆、台……我最后还是成了一个香港人。是文学救赎了我，我多么希望文学就是文学——但是有太多人觉得文学不能只是文学。
我曾经看着张爱玲一次一次带着稿子找我隔壁的《西风》编辑投稿；老舍的《四世同堂》第一次连载发表，是在我编辑的《扫荡报》副刊上；姚雪垠的第一个集子，是我帮他策划出版的；孙伏园的鲁迅研究也是发表在我主编的《星岛晚报》副刊上……
最后，我还是希望文学就是文学，上一代的恩怨，不要成为下一代的包袱。地分南北、文分两岸，但人心呢？看你们这一代了。”
说罢，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今晚写得比较艰难，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