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个电话薅到燕京，又是座谈会又是个别谈话……
哦，还有报纸上隔三差五就拿出来说一回，记者的采访邮件把我的邮箱就塞爆了。弄得好像我见他是件多么重要的大事似的……”
白岩松马上问道：“不是大事吗？马悦然是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据我所知，他很少会提出想见一个像你这么年轻的作家。
你不觉得这是一种荣幸吗？”
张潮想了想才道：“荣幸？如果从他的年龄、身份、地位，和对传播中国文化做出的贡献来说，他愿意和我聊一聊，确实是我的荣幸，我也很尊敬他本人。
但是不能是在这种氛围中。这种病态的狂热气氛，我意识到这已不再是一场简单的文学对话，而是被上升到了不属于它的位置，它也不能承载这场对话所肩负的某种期待。
马悦然院士可能只是想见一见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就像他过去曾经见过年轻的北岛、苏童、莫言一样。但整个舆论氛围期待的是什么呢？
一场‘加冕’，还是一场‘封爵’？我不知道，但这种气氛绝对不正常。所以我是出于对他的尊重，才拒绝了这次会面。”
白岩松敏锐地捕捉到了张潮话语当中意味，追问道：“‘加冕’？‘封爵’？你的意思是，大家对马悦然院士的态度似乎有点……”
张潮不等他说完，就接话道：“有点过头的。这种姿态，本身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贬低，马悦然院士虽然是一个‘中国通’——我相信他的汉语水平在某些方面比我更好——但他仍然是一个欧洲人。
「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一个欧洲奖项。他和它都很权威，但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按照这根指挥棒的挥舞来进行创作。
这关涉到整个汉语写作生态独立性的文化命题，我不能不慎重。就像我在写新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许多我们奉为圭臬的经典，其实是西方文化‘凝视’下的产物。”
随着张潮将议题引入深处，白岩松理解起来有些吃力了，只能笨拙地问：“‘凝视’下的产物？怎么理解呢？”
张潮梳理了一下思路，才解释道：“1938年，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原因是她的作品‘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丰富与真实的史诗般描述’。
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讲述了20世纪初‘王龙’一家人从一无所有到成为富农的故事。如果从文学的角度看，《大地》无论从文笔还是立意都非常肤浅。
赛珍珠对中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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