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他抓住机会借题发挥，那可能更难堪——
张潮已经无数次证明过他有这个能力。
中国的年轻作家们也放下心来，彼此交换了一个“果然是这样”的眼神，开始耐心看起戏来。
只听张潮道：“所以石原前知事的「情妇论」，倒不是没有根据。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日本文学家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夏目漱石在《我是猫》里，就曾经用戏谑的口吻提醒过大家，后来又在《文学论》中警示，这是一种‘文化表演症’。
于是当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广岛札记》中痛苦追问战后责任时，另一批作家正将广岛原爆包装成《黑雨》式的苦难奇观。
很幸运，日本由此获得了更为‘先进’的文学基因，不用再像100多年来的中国作家一样，纠结于传统和现代那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平衡感，终于成为亚洲文学的巅峰。
很遗憾，当日本文学注入了‘欧洲基因’或者‘美国基因’以后，无论是武士刀、菊花、忍者、茶道、枯山水、天守城、樱花、和服、相扑……都成为了外在的装饰物，换句话说——
是‘情妇’或者‘梦中情人’身上的性感睡衣、羽毛眼罩和眼影、口红，是‘无害的东方’的想象集合体。
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诺贝尔文学奖」裹挟着巨大的荣誉与利益诱惑，席卷了全世界，成为‘冷战’及‘后冷战’时代最重要的价值观武器之一，日本和中国都不例外，是它瞄准的目标之一。
1968年川端康成在斯德哥尔摩宣称‘我是日本传统的孤儿’，可是他的《雪国》在英语世界，只是被简化为浮世绘般的东方风情画，文本中蕴含的现代性焦虑却被有意忽略。
三岛由纪夫的悲剧更具象征意味，当《金阁寺》在西方被解读为‘菊与刀’的文学注脚时，作家本人却因文化身份撕裂走向毁灭。
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一代又一代的东方作家们，循着这条路径，试图接近这个奖项——即使获奖的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都曾经警告过这么做的危险之处。
而这些人，都没有意识到，越是精心构筑文化景观，越是暴露主体性的空洞。日本在欧美的畅销，本质上是西方读者在熟悉的叙事框架中，享受着略带异域情调的阅读体验。”
张潮停了下来，他知道现场的听众——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要消化一下他说的这些东西。
一个接受不了的日本记者突然站了起来，近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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