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献之：“当然不同，各有所长。”
谢安：“旁人评价不是这样。”
王献之：“旁人哪里知道。”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王献之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王羲之。
梁代书画家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将其并称四贤。
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一度推崇王献之，几乎成了王献之的天下。
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
宋朝米芾主要向王献之学习。现代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张怀瓘在《书估》中评其书法为第一等，并估其：真书第四、行书第二、章草第一、草书第三，飞白书为神品，他的八分书则被列为能品。
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数量远没有王羲之的丰富。其因唐太宗不购求其书作。
宋初的书法，并举“二王”。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宣和书谱》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仅存的墨迹本，不逾七件，而且都是摹本，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
王献之《鸭头丸》帖；《洛神赋》十三行碧玉版原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