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江晚景》，行笔稳健，字距疏阔如“寒林疏枝”，墨色乌黑，与刘墉“浓墨”相比，更显清冷理性。
《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题跋
以小楷题写于华山碑拓本四周，考据碑文缺泐与流传脉络，字如蝇头而法度森严，堪称“微观书法”与学术注疏的完美结合。
包世臣称其“书如博士解经，句句有本”，赞其恪守传统之功。
清代学者李瑞清认为：“覃溪先生以学术为书，字字皆可入考据，非寻常书家所能及。”
康有为批评其书“如木偶傀儡，毫无生气”，认为过度追求法度扼杀性情。
近代启功指出：“覃溪书如精工钟表，齿轮咬合毫厘不差，然终少天然之趣。”
其考据癖虽赋予书法深厚学养，但也导致创作拘泥于“还原古法”，如《临化度寺碑》力求与原碑分毫不差，反失艺术个性。
翁方纲将书法与金石考据深度融合，开创“学者书法”范式，影响何绍基、吴大澂等后世书家。
其金石研究虽服务于帖学，却为阮元、包世臣的碑学理论提供了学术基础，堪称“碑学之伏笔”。
其争议性评价揭示传统书法中“功力”与“性情”的永恒矛盾，为当代书法的继承与创新提供反思案例。
翁方纲的笔墨世界，是清代考据学精神的微观缩影——每一笔皆如古籍校勘般精准，每一字皆似金石拓片般庄重。
他以学者的冷峻目光审视传统，将书法化为“可考证的学问”，在笔墨间构筑了一座严谨而寂寞的学术圣殿。
或许正因如此，他的作品总透着一丝“理性的孤独”，恰似寒夜中一盏青灯，照亮了帖学最后的法度之光，却终难温暖碑学大潮将至的凛冽长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