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正常的编户齐民。
至于后半段糜竺则根据青州当下的现状，请求设立“常平仓”。
即用战国李悝的“平籴法”，丰年买粮，歉年卖粮。
不得不说，老祖宗们还是太超前了。
在世界其他地方还在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时候，战国时期的华夏先贤竟然就已经开始系统运用价格杠杆保护农业经济了。
不过作为商贾世家，糜竺为什么对“平籴法”研究甚深呢？
说来还得感谢商贾这行的祖师爷管仲和范蠡。
因为管仲也提出过“敛轻散重”的“轻重之术”。
至于范蠡则是在两人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出了“平粜论”，从而进一步奠定宏观调控理论基础，让官府管理有据可行。
糜家别的典籍或许不了解，但管仲和范蠡的著作却不可能不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海糜氏在商贾上的成功正好证明了他们的研究水平。
至少身为管仲后裔的北海管氏，在管范之学上是没有他这样的造诣的。
当然，“常平仓”制度也不是糜竺发明的。
因为早在前汉宣帝时（前54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就在边郡设仓，明确“谷贱增价籴入，谷贵减价粜出”，并定名“常平仓”。
只是汉宣帝刘病已驾崩后，继位的汉元帝大肆重用儒生，全面以儒治国。
结果初元五年（公元前44），掌权的儒臣借口关东连年灾荒，常平仓与民争利，遂将常平仓与河套阴山地区的北假田官、盐、铁官等一同废罢。
前汉之亡始于元帝，实在是最客观不过的评价！
而前汉都没有全面推行，等到光武立国之后就更不可能了。
本朝能得以立国，本来就是和地方的豪强、士族妥协出来的。
因而当光武帝驾崩之后，明帝准备重设常平仓时，又因儒臣刘般反对作罢。
然而究其根本，儒臣抨击的“与民争利”，不过是与地方豪族争利罢了。
要知道“常平仓”的存在，最是能克制豪强操纵粮价，掠夺民财。
这点从“丰年粮荒”就能可见一斑。
无数自耕农就是这样被豪强折腾的不得不卖田卖身，成为农奴。
太守、县令年年打击豪强，说不定都不如推行“常平仓”的效果大。
毕竟前者不过是清除枝叶，而后者则是用一把名为“经济”的宝剑朝着地方豪族的根基上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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