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英明睿智，熟悉民情，叶华见识超人，想法众多，而李肆呢，他钻研李唐得失，又得到了冯道真传，君臣三个凑在一起，很快就商量出了一套办法。
首先，绝对不能存在免赋之说。
不管是寺庙，还是士人，包括皇家宗室在内，谁种田谁就要缴纳皇粮国税，半点不能妥协……
“陛下，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规定，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这就是所谓的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相同的绢、粟，负担同等的徭役。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以之厚生，则不堤防而家业可久；以之成务，则不校阅而众寡可知；以之为理，则法不烦而教化行；以之成赋，则下不困而上用足。”李肆摇头晃脑，将盛唐所用租庸调法解释了一遍。
“陛下，李唐以前，是以人丁为纳税的标准，臣以为此法并不妥当合理。”叶华笑道：“只有人丁，是不会有产出的。唐初所用租庸调制，背后的关键是均田，既每一丁都有相同的土地，丁口耕种田地，产生收入，缴纳赋税……由此可以看出，产出的关键是土地，不是丁口，因此应该征税的对象是土地，而非丁口！大唐所做，是本末倒置，弄错了方向。”
尽管李肆是李唐的后世，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叶华的话，直指他家老祖宗的弊端。唐朝的田赋，府兵，全都建立在均田制上。
而随着人口增加，土地紧张，高官士族，皇亲国戚，甚至是寺庙禅林，大肆兼并土地，很多丁口失去了赖以为生的田地，自然没法承担田赋徭役。
在另一方面，拥有万亩良田，财富无数的世家大户，也仅仅需要按丁口纳税，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大唐税赋锐减，财政枯竭……虽然在唐德宗的时候，依照宰相杨炎的建议，施行两税法。
可两税法依旧是按照户口和财产征税，人丁还是纳税的主要依据，虽然能解决一些财政困局，但依旧没有挽回大唐的命运。
“究竟是人丁产生了财富，还是土地资本产生了财富……这不是个能说得清的问题。不过人丁的变动太大，而土地财产却相对稳定。朝廷征税的标准，必须尽力做到公平合理。谁占用更多的土地，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收益，收入越多，纳税越多，天经地义！唯有如此，才能让所有人服气！”
叶华建议柴荣，彻底改变征税的对象，从丁口变成土地，从人变成财产……柴荣认真听着，这么改变的好处显而易见。
人有生老病死，可土地就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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