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将摊子车改出来了，明日亦是可以试用了，说不定明日一辆摊子车，两个人都可以满足平时所用了。
苏允勉励他们一番，便躲进了书房之中。
今日与章惇一番谈话，苏允的心情并非很好。
想及接下来的党争之残酷，苏允也是不免心惊。
以前他是担心苏轼，现在与章惇接触多了，亦是开始担心章惇了。
在苏允看来，苏轼也好，章惇也罢，不能简单用好人坏人来评断他们，他们的一生，都是在为国家考虑。
苏轼自不必说，王安石主持变法时候，他看到了变法的缺陷，不惜己身上书，因此被嫉恨被贬谪。
而后来司马光等人要全盘否定新法，苏轼看到了新法的可取之处，再次劝告，说不该全盘否定，应该有所取舍，但又被嫉恨而再次贬谪。
有人说苏轼不会做官，但若是不顾良心，自顾惜身，只把升官当做会做官的话，苏轼的确是不会当官的。
但是国家与百姓都需要有这样的良心。
至于章惇，历史上说他变乱名实，颠倒是非，拔擢群小，布列中外，阴邪惨酷，更相唱和，流毒四方，感动天变。
令得朝廷群阴廓开，俊杰勷征，奸回窜伏，当国七年，窃持威柄，祸及天下，勇于害贤，敢于杀人，临大变，订大事，包藏阴谋，发为异议……
这些不过是政敌的攻击罢了，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时候，不要看他说了什么，也不要看对手说了什么，而是要实实在在看他做了什么。
章惇一生致力于恢复新法，并修正新法的诸多弊端，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熙宁新法的缺陷，没有一味的排斥元祐时期的政策而是学习其好的政策。
任三司使期间，提出天下财赋汗漫，无以察其耗登之数请选置才士，删修为册，每年校其增亏，以考验诸路当职之官。
随后设置三司会计司，把天下的户口、人丁、场务、坑冶、房园、租额、年课之类，重新登记，使有无相通，以省察国家大计。
这些都是行之有效，对国家百姓有利的行政。
在用人上，章惇下令中外学官，不是治科、进士、上舍生而入官的人全部解除官职，解除所有凭借私人关系而任官之人的官职。
章惇独相七年，从来不利用宰相的权利赠送官爵给自己的亲信。
而且，章惇是真正开疆拓土的功臣，章惇开拓西南，从此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广西西部被真正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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