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人和人关系的统称，思想,虽然无形无质,但却是人类指导行动的第一要素，外交，则是两个政权之间彼此了解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
这三句话听起来虽然非常的空洞,但却并非毫无意义，谢向上来到京城两年了，他经常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中反复撰写类似的感悟，而且从重读中找回当时的心境,获取更多的感想：很多人会觉得写日记是一种虚伪的习惯，似乎日记唯一的作用，就是在自己成名后给后人提供传记题材，这是一种平庸者的诽谤，实际上,工作日记对于一个人的总结、反思、进步,帮助可以说相当的大。
而且,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上的保险——世事无常,就算是在买活军这里,也不是谁都很有把握，自己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如果出了意外,在孩子长大之前就早逝了呢？如果因为工作关系,天各一方,家信往还又相当不便呢？说得难听一点，如果郑地虎死在南洋征伐之中，那他给两三岁的儿子留下最好的遗产,以及能施加的最多的教育，估计就是他在下南洋期间写的日记了。
这种日记，有他的见闻，思考，是他智慧的结晶，一本家族内传承的日记，是很宝贵的财富，虚伪的不是日记，而是把自己的日记到处传播出去，引人讨论，当然，讨论者对于日记中的思考视而不见，津津乐道于其中偶有的绮思小事，那又是另一种肤浅了。总之，谢向上在写日记时，态度是越来越严肃了，他认为自己这点感想虽然微不足道，但是，也的确有一点小小的稀缺性呢。
这三句话，可以说是他在工作中投入得越深，就越发深刻的感触：道统几乎决定了政治的完整形态，个人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实在是很小的。
就譬如王恭厂爆炸案，为什么必须在事发后立刻明确案件性质：吏治不清，朝廷已下令搬迁，而工部始终拖延，最后防火不慎，引发爆炸。
这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敏朝的天人感应思想，天子得益于此拥有部分神性，但受到的限制更多，任何大灾，都会被归类为‘德政不修’，引发的天谴，再往下归因，那就是朝中小人当道——意外事件总是会和政局联系在一起，成为朝中党争的工具。
敏朝用三年多时间，初具雏形的‘厂卫新政’，很有可能因为这桩意外惨淡收场，所以不论皇帝还是田任丘都极为紧张，田任丘下野，如果九千岁不能回归的话，可以想象，特科将成为镜花水月，高产粮种引种一事前景也将立刻晦暗不明。
这和买活军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买活军现在散布于华夏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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