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永徽六年以来，在李治的主导下，大唐内政有过几次大的改革。
最先改的是田制，从均田制改为租田制，田地全部收归国家。
虽然当初阻力很大，但这几年下来，百姓们发现与原来的均田制并无区别，反正田还是自己耕种。
而且改制之时，那些田地被侵占的百姓，又得以重新分配良田。
那些侵占百姓田产的大户，不得不将侵占的田产吐出来，相当于一次土地再分配。
田地归了国家后，那些大世族想要再吞并百姓的田地，就变得十分困难。
当然，办法还是有的，却需要耗费大量精力，风险也高，这几年来，土地兼并的现象减少了很多。
这也是大唐这些年不断征战，又将府兵改为募兵、军费大幅增加，财政盈余却依然节节升高的原因。
田制改革的良好效果，也在无形中提高了皇帝的权威。
就比如这次对大食的作战，称得上劳师远征，又看不到明显的好处。
若是几年前，朝中文官必定集体反对，如今却几乎听不到反对声音。
国家既然有钱，大臣们又何必跟皇帝唱反调呢？
田制改革后，朝廷也有一系列相应的改革，比如兵制改革。
如今府兵制正在朝着募兵制缓慢过渡，这次远线作战，动用的正是募兵。
他们不需要顾虑家中农事，每个月都有俸禄可领，直接发放家中，足以养家糊口。
如此，便可以安心在前线作战。
最后一个则是税制改革。
税制改革进行了两次，第一次的侧重点，主要是取消了租庸调中的庸，让百姓们不必再承受繁重的徭役。
此事推进最为困难，因为失去免费劳力，朝廷需要花钱雇佣，会增加一笔额外开支，又看不到任何好处，当时反对声音很大。
李治通过在鲁城县试点，让朝廷大臣们认识到，取消徭役，会在无形中释放民力，增加生产。
而且雇佣百姓们干活，又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领钱做工的效率，比服徭役的百姓强了数倍。
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官道、桥梁、渠河等基础设施，大幅提高，各个州县的产出也一年比一年高，商业发展迅速，民间一片欣欣向荣。
尤其是河北地区的百姓，原本对朝廷怨愤甚深，如今日子好过了，这些怨恨也不知不觉消弭于无形。
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燕山会在河北已经几乎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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