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没有什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重地。且兴和一带，皆处于蒙元的势力范围之内，不存在人为的阻拦，如果孛罗帖木儿纵军疾驰的话，用不了十天，就能从兴和杀到上都城下。
上都城中虽然还有一万余的军马，老卒却不多，多半为招募不久的新卒。程思忠勇而少谋，没有雷帖木儿不花的辅佐，就凭他，能不能抵挡的住孛罗帖木儿？答案不言而喻。若无外援，上都的陷落只是早晚的事儿。
想到这里，雷帖木儿不花不觉又有些侥幸。
尽管驰援辽阳的结果大违了他的本意，——纳哈出受到了重创。可不管怎么说，天大的一份人情，他送给邓舍了。计划赶不上变化，时过境迁，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而今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他现在再也没有甚么平衡辽东的念头，也没了狐假虎威的奢想，不再以纵横、权谋家自居，改行做了说客，连着求见邓舍了两次，一门心思想要说动邓舍，只求他赶快调回精锐，援助上都。
邓舍召集文武群臣，商议此事。
众人意见不一，有赞成支援的，说道：“孛罗帖木儿乃鞑子的悍将。去年的丰州一战，他歼灭关铎部数万。主公的义父也没在此战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可以称之为我海东的生死大敌，与我海东结有生死之仇。今番，他又来取上都，上都若失，则我辽东门户大开。
“因此臣以为，无论于公于私，我军皆当援之。”
有反对的，说道：“臣闻听，孛罗帖木儿在大同，奉鞑子皇帝之旨，设大都督兵农司，兼领其职，下置十道分司，专督屯种，已有一年。所得收成，除输送大都所用，多半留在军中，供其自需。山西富庶之地，其年前之收获必然甚多。
“收获多，则粮足。粮足，则有士气。有士气，则有斗志。兼且他挟年前丰州大胜之余威，怕更加气贯长虹。对比我军，连年征战不休，辽东战局方定，至今南高丽战事未休。以我之疲卒，仓促应战其精锐，臣以为，胜算小而败算大。
“兵法云：将不可因怒兴兵。主公不可不审察之、慎思之。”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同一个问题，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邓舍闭着眼睛，斜靠在软榻上坐着，一手支头，一手轻轻敲击着软榻的把手，听着群臣互相激烈地辩论。他不怕他们辩论，相反的，他们辩论的越激烈，他越高兴。
因为，兼听则明。只有他们辩论地激烈了，争论地深入了，敌我的优劣才能被分析的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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