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真是再合适不过的形容。如何两个办法可以应付？愿闻其详。”
“一句话：先忍而后发。
“两个办法：当此之时，取倭国利薄，正如主公所言，我海东之重点当在中原，对倭人，防范即可。此为现在可行之办法。设有一天，待主公占有中原、及得天下，对此小国，如果忍无可忍，可选精锐、调强军，万艘艨艟东征、千艘斗舰直下，以我国家之力，尽取其地便是。得其地，其民降，则受降之。若其民不降，或可屠之、或可徙之。一劳永逸。此将来可行之策。”
吴鹤年说道：“先生也举了蒙酋忽必烈之例。忽必烈两次东征日本，声势不可谓不大，奈何铩羽而归，三军折戟沉沙？”
“忽必烈东征，一败在天时，飓风之起，人莫知焉。二败在地利，倭国岛屿甚多，不利骑射。三败在人和，忽必烈所遣之诸军，多用前宋之降卒。其二次东征，江南军迟缓失期，东路军等待不及，乃便先发动攻势。待江南军到，又因汉、蒙、丽诸将不和，臣之祖与丽将金方庆结怨甚深，而东征日本之统帅范文虎又为其它将领轻视，指挥不利，配合不当。范文虎后来竟然至临阵脱逃，‘独帆走高丽’。其三利，焉能不败？”
“臣之祖”，即洪茶丘。洪继勋是洪茶丘之孙。说及史实，他并不为先人讳，秉公直断，明言指出，洪茶丘与金方庆的不和，以及范文虎与其它蒙元诸将的不和乃是为导致蒙古东征日本失利的几个重要原因之一。
“又再且，当蒙元初年，倭乱尚且未烈。忽必烈之兴军，全因倭人不肯臣服蒙古。倭人既无犯我中国之罪，是师出无名。而东征之蒙元军又多为前宋之降卒，蒙元又*，三军厌战，士气低迷。将士不知为何而战。孙子言：‘王不可因怒而兴师，将不可因愠而致战。’忽必烈又岂能不败！”
蒙古两次东征日本，都遭惨败。当时的蒙古正如日中天，竟接连两次败给一个小小的岛国。这些事情发生的年代距今都不甚远，不但在座的诸人多为熟知，天下人亦大多皆知之。但是很多人都是只知道蒙古战败了，而不知道其原因。此时，听过洪继勋深入地剖析后，诸人都是叹为观止。
洪继勋接着说道：“忽必烈之败，原因就是在此。既知其原因，那么我军若是有意东征，除了天时不可预测，地利、人和、并及师出有名，我军却皆能提前而设备。其实，就算是连那飓风，我军也是可以提前预备的。飓风能时时都有么？总有个停歇的时候。待其停歇，主公又已得中原，后顾无忧，以倭人乱我沿海为名，用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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