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果然感情不一般，那个医生很快帮忙把拍摄时间提前了三周，所以何校长现在已经回来了。俞老师说这事不要对外说。
我听了不知道有多高兴，总算有个机会让我感谢一下何校长了。当然，我知道轻重，这事情是不好随便说出来的，因为那个正在又“矛”又“盾”，玩着“报复游戏”的人，正愁没有更多的“论据”呢。
一个学期很快又过去了，一般的中学已经放假，蔡来等我一起回上海了。
可是，在高安师范工作就是不一样，暑假因要招生，老师们比别的学校晚半个月放假，眼下是寒假，也会生出一点事来，这次派我陪着金花老师外出调查“四种人”。
我基本是个“政治残疾人”，不仅瞎还听不见，什么是“四种人”？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没有搞清楚。只是被调查的人，却是个让我在意的人，是我的政治老师，可敬可佩的聂老师。
他有什么问题？那场整人的运动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惴惴不安地跟着金花老师去爬山越岭了。
我们去了三个地方，最后上了靖安县一个高山上的公社。山路崎岖，冬景萧条，天气寒冷，还乌云低压。金花老师不愧是政治老师，她在不断与人谈话记录，我坐在旁边，比木头人多了一口气，心里还老是惦记着蔡。他虽然住在他哥那儿，可也是为我牺牲了三天假期。金花老师可能觉得我很无知，干脆也不问我，她一个人在努力工作。最后，她告诉我：“完成了。”
我傻呆呆地问她：“我们可以回去了？”
“是呀，不然我们还在这儿过年？”
“聂老师怎么样呢？”我很高兴，但还是很担心他。
“你不是一起听了？”金花老师有点嗔怪。
我不好意思地笑笑，他们那些对话，我不感兴趣，都成了耳边风，早就不知道刮去了哪里。不过，金花老师也不怪我，只是对聂老师她什么也没有说，却告诉了我另一件事：这里是我们文艺班的夏芳分配来的地方。然后她就带着我，一路问一路找，找到了夏芳所在的公社中学，也找到了她的房间，只可惜，她的房门一把大锁冷冷地挂着。
这个公社就是建在山上的，高高低低没有几个平面。夏芳的房间也建在一个坡上。我站在门前的阶石上想：她的房间里会不会也有坡度？这么一来，我整个心都揪在一起了，原来她也是分得那么苦……
他们中学的老师告诉我们，夏芳身体不好，提前一个多月就回上海了。金花老师这才对我说，其实我们还有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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