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
法务总监心领神会，推了推眼镜，开始逐一回应。他的语速不快，每条都引用协议原文、商业惯例乃至相关法律条文，逻辑严密地解释了这些条款设定的初衷和必要性，尤其是在风险管控方面对于投资方的保护作用。
财务总监MORE则从数据模型出发，解释了考核节点设定的科学性和挑战性，并暗示这已是基于对永丰能力的乐观预估。
双方团队你来我往，言辞礼貌却寸土不让。会议室里仿佛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每一句对话都在为各自的利益争夺着空间。
JESSICA飞速地记录着要点和分歧。
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特别是在土地权益条款上，双方都深知其潜在价值，谁也不愿轻易让步。
这时，爱旭终于再次开口。他没有纠缠于具体条款的争论，而是身体微微前倾，目光直视李总：
“李总，我理解您的顾虑。旭升投入的是真金白银，我们需要确保资金安全和合理回报，这是我们的底线。但我们的目的绝不是束缚永丰的发展，恰恰相反，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机制，激励永丰更快、更稳地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他稍作停顿，给出了一个建设性的提议：“你看这样是否可行？资金审批权限，我们可以设置一个阶梯式的标准，与对赌协议的阶段性完成度挂钩。你们完成的目标越高，获得的自主权限就越大。这既保证了初期的风险可控，也给了你们更大的动力去追求卓越。”
“至于土地条款，”爱旭的语气变得更加凝重，“它的特殊性，你我心知肚明。设定上限不现实，因为未来的变量无法预估。但我们可以在收益分成的比例和触发条件上，体现出对永丰原始资产权利的尊重。我们可以设定一个基础分配比例，若因政策原因导致永丰所在区域提升了土地价值，分成比例可以以永丰优先倾斜，其实，若没有政策因素此项条款都不会启动。”
这是一个典型的“以退为进”的策略。在形式上做出了让步（提高权限、讨论分成比例），却牢牢守住了核心利益（条款必须存在，收益必须共享）。
李总陷入了沉思，与旁边的律师和财务专家低声交换了意见。爱旭的提议显示出了灵活性，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他们的核心关切。
会议室里沉默了近一分钟。
最终，李总抬起头，脸上的紧绷缓和了不少：“爱总提出的思路，很有建设性。关于权限与绩效挂钩，以及分成比例的细化，我们认为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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