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母。”
“他们的付出和痛苦，在宏观的数字面前，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而那些……”
郑仪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用词。
“那些拥有更多资源、更多选择的家庭呢？”
“他们当然也会让孩子努力，甚至更努力。”
“但同时，他们早就准备好了退路，甚至……捷径。”
“高考这条路走不通，或者走得太累，没关系。”
“可以送孩子出国留学，镀一层金回来，学历有了，见识也有了，甚至人脉都有了。”
“可以利用某些‘特招’政策，比如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或者一些比较灵活的‘综合素质评价’，让孩子用较低的分数进好大学。”
“还有更隐秘的，直接利用关系和资源，在招生环节进行操作……”
“他们不需要像普通家庭那样，把所有的希望都押在一次考试上。”
“他们有无数种方法，可以绕过或者减轻高考这座独木桥的残酷。”
“而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高考，就是那条唯一、狭窄、且越来越拥挤的独木桥。”
“掉下去，可能就很难再爬起来。”
“所以，他们能不焦虑吗？能不拼命吗？”
“他们越拼命，竞争就越激烈，门槛就越高，通道就越窄……形成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循环。”
郑仪说完，办公室里陷入了更长久的沉默。
沈立新已经完全惊呆了。
他没想到，郑书记会如此直白、如此犀利地剖析这个问题。
这已经超出了教育的范畴，触碰到了社会结构、资源分配、阶层流动这些更深、也更难言说的层面。
作为教育系统的干部，沈立新不是没想过这些，但很多时候，他只能把它们归为“体制问题”“社会问题”，觉得光靠教育部门解决不了。
他更多把心思放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量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找平衡，比如落实随迁子女入学、推动义务教育均衡、规范招生这些事。
他认为，或许是他骗自己，能做到这些，就已经算尽职尽责了。
“书记……您的意思是……”
沈立新声音有些干涩，他不知道该如何接话，更不知道郑书记今天跟他说这些，到底希望他做什么。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立刻、彻底推翻现有的高考制度。”
“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