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官员之间的书信往来、同乡故友的探访交流，这股探讨格物之学的风气，如春水漫野，渐渐蔓延到了各地士林。
至于其中可能涉及的技术泄密之虞，朱由校倒是看得很开。
一来，在锦衣卫的严密监控下，大明各地的西洋传教士早已被尽数驱逐，少数滞留者也被严密看管，一举一动皆在掌控之中。
此前便有数名传教士心怀不轨，暗中收买工匠，企图抄录、窃取我大明营造法式、火器图谱、精良医术、天文历算乃至新式农书等典籍图册，编纂成帙，欲夹带出境，运回泰西。
此事却被海关吏员于例行查验中识破截获，人赃并获。事发后，涉事传教士及被收买之人，皆以“窥探国朝机密、图谋不轨”之罪明正典刑，首级传示沿海诸港，以儆效尤。
二来，治国育才，犹如治水，宜疏不宜堵，岂能因噎废食？若因惧怕些许技术外流，便闭关自守，扼杀国内求知探索之风，才是真正的自毁长城，得不偿失。
唯有自身根基深厚，学问人才辈出，方能无惧外界风雨。
这一日，乾清宫东暖阁内，朱由校斜倚在铺着明黄软垫的御座上，侧耳聆听着御前秘书司掌事官赵彦章的奏报。
内容正是近日朝野间，因那套御赐格物教材引发的种种议论、争辩乃至趣闻轶事。
听着听着，朱由校嘴角不由浮起一丝复杂的笑意。
谁说古人愚钝，不晓钻研？
恰恰相反，在这个既无手机刷屏、亦无网络纷扰，娱乐方式相对匮乏的时代，无数读书人将大把的空余时光与心神才智，尽数倾注于书卷之中，其专注与持久力，远超后世常人想象。
只是过往，他们的全部聪明劲儿，都被牢牢束缚在“四书五经”、“朱子集注”那方寸之间的经义框架内，皓首穷经。一朝金榜题名，大多人又将这份才智用于官场文章、诗词应和，或是步入歧途。
一旦挣脱这桎梏，将那份专注与执着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万物，其迸发出的钻研精神与思维能力，往往纯粹得令人惊叹。
譬如东汉张衡，本是通经致用的大儒，却于经史之外，深耕天文、历法、机械之学，造浑天仪以观星象，制地动仪以测震源，其才智横跨文理，千古罕见；
元代郭守敬，以翰林出身执掌太史院，却不困于书斋，躬身遍历天下，测日影、定历法，创制简仪、高表等十余种天文仪器，编订《授时历》，精度远超前代，惠及农桑数百年；
及至本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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