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或公开讲学，或表示支持或深入探討。
一时间，求教、论辩、乃至表达钦慕、愿附驥尾的书信，如雪片般飞向杭州提学衙门。
市井说书人则將“杜学台西湖战四儒”添油加醋，编排话本，与“朱夫子鹅湖会二陆”相提並论，誉为“前有鹅湖辩理分朱陆，今有西湖论道启新章”，皆谓开一代风气之先河。
一位致仕的翰林院老编修在给友人的信中慨嘆：“昔年鹅湖之会，朱陆辩驳经义，理学、心学由此分野。今观西湖一会，杜华州倡躬行”破空谈”，立求是”斥虚文”，其旨虽异，其撼动士林根基、导引学风转向之功，实不遑多让！此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恐肇端於此矣！”
浙江巡抚张元州在给朝廷的密奏中亦写道：“——杜延霖西湖论道，力挫名宿，其躬行天下为公”之说风行江南，寒门士子翕然景从。彼所创求是大学”，规制宏阔，迥异旧学，分科授业，重实务而兼义理。此局若成，非仅浙江文教之新章，实乃我朝取士育才之道一大变革，其影响之深远，恐不下於前宋鹅湖之会——伏乞圣衷明察。”
然而，更深重的阻力，则来自於根深蒂固的科举体系。
杜延霖倡导的“实学”，其价值在现行的八股取士制度下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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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士子心中仍有疑虑：耗费精力学习农政、水利、算学，若不能直接转化为科举功名，岂非捨近求远？
这种“学而优则仕”的路径依赖，使得“求是大学”的吸引力，在不少人心底终究打了折扣。
但不管如何，经此一役，杜延霖与他的求是大学，已在江南士林声名鹊起，如日初升。
转眼已是嘉靖三十六年秋，杭州西湖宝石山麓下昔日荒芜的旧园，如今已初具气象。
虽无雕樑画栋，但亭台楼阁经修葺后焕然一新，白墙黛瓦掩映於苍松翠柏之间，依山势错落铺展。
山涧引活水成溪，淙淙流淌，匯入山脚新凿的半月形池塘。
工地上匠人穿梭，伐木凿石之声不绝於耳，空气中瀰漫著新鲜木料与泥土的气息。
这便是初生的“求是大学”。
除了部分校舍尚在营建，其余建筑均已大功告成。
杜延霖將几处修缮完毕、通风良好的轩敞厅堂闢为临时讲习所，並亲自题写了“格物堂”、“致知堂”、“躬行堂”三块匾额，高悬於门楣之上。
求是大学初步建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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