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
砂轮一片一千二，十二把刀至少需要十片——一万二。检测需要更多的人手，但现在技术科就五个人，已经连轴转了。
那天晚上，谢继远给北京打了长途。不是找望城，是找望城的领导——航空航天实验所的郑培民副主任。电话通了，他简单说明了情况：德国订单要提前，需要技术支持。
郑培民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老谢，我们所里最近在试点‘星期日工程师’制度——允许技术人员周末去地方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收取合理报酬。你们如果需要，我可以组织一个小组，每个月去武陵山一次，帮你们解决技术难题。至于费用……”他顿了顿，“可以用技术协作费的形式，从你们给所里的液压件货款里抵扣。”
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北京的技术人员有了实践平台和额外收入，“701”厂得到了急需的技术支持。
第一个“星期日工程师”小组在三月中旬到达。三个人：一位是材料专家，五十多岁，姓吴，带来了一套便携式超声波探伤仪，比磁粉法更先进；一位是数控编程高手，三十出头，姓刘，专门优化加工参数；还有一位是质量控制工程师，四十多岁，姓张，帮“701”建立完整的质量追溯体系。
他们的工作方式是：周五晚上坐火车到省城，周六一早坐长途汽车进山，周六周日两天在车间工作，周日晚上离开。时间紧，任务重，但效率极高。
吴工用超声波探伤仪重新检测了所有库存的德国棒料，又发现了三根有潜在缺陷的材料。“这些料不是不能用，”他解释，“但需要调整加工策略——避开缺陷区域，或者改变切削方向。”
刘工花了两个下午，重新优化了DG-300的加工程序。他把精磨过程分成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用不同的切削参数组合，既保证精度，又把总加工时间压缩了百分之十五。“德国人的程序太保守，”刘工说，“他们按最差工况设计参数。但你们的机床状态我看了，维护得很好，可以适当激进一些。”
张工的工作最繁琐：他要求每一把刀从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的每一个环节，都要有记录，都要能追溯到具体的人和设备。他设计了一套简单的流转卡制度，用不同颜色的卡片代表不同的工序状态。看起来增加了工作量，但实施后，工序衔接的等待时间减少了百分之二十。
三个周末，六天时间，“701”厂的生产体系发生了肉眼可见的变化：材料报废率降到百分之二，加工效率提升百分之二十，工序流转时间缩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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