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马逊女战士之地”、“黄金城”……
“1570年，欧洲人对南美的认知还停留在传说阶段。”沈教授说，“而根据主流史学，利玛窦1602年刻印《坤舆万国全图》时，主要参考的正是奥特柳斯等欧洲制图家的作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1608年的中国宫廷摹本，会比它所‘参考’的欧洲源地图，拥有更准确、更详细、甚至带有商业贸易记录的信息？”
陈思源盯着两幅地图的对比。差异如此明显，简直像大学生作业和小学生涂鸦的区别。
“还有更奇怪的。”沈教授又调出几幅地图：1667年荷兰制图家约翰·布劳（Joan Blaeu）的《新地图集》中美洲部分；1720年法国皇家制图院出版的太平洋地图；甚至还有1784年库克船长第三次航行后绘制的澳洲东海岸图。
她快速切换，激光笔在地名上跳跃：“注意地名的命名逻辑。在欧洲地图序列中，地名是随着‘发现’进程逐步添加的，命名往往带有殖民者个人色彩（如‘维多利亚’、‘乔治国王湾’）或宗教色彩（‘圣玛丽亚’、‘三神圣徒湾’）。但在《坤舆万国全图》及其衍生 Chinese 地图上，地名有两种：一种是音译（如‘孛露’），另一种是描述性命名（如‘银山’、‘大渔场’、‘多杉木之地’）。这些描述性地名，更像是一个实地考察者的客观记录，而非征服者的命名宣告。”
陈思源迅速记录着要点。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所以您的假设是……”
“我没有假设，我只观察现象。”沈教授严谨地说，“现象一：明代晚期一些中文世界地图的细节丰富度，超越了同时期欧洲地图。现象二：这些地图上的部分信息，在欧洲地图上出现的时间要晚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现象三：地图上的某些注释，暗示了中国航海者更早到达这些地区的可能性。”
她关掉显示器，转向陈思源：“思源，地图学是历史研究中的‘硬证据’。一条海岸线的形状、一个地名的出现时间、一种投影法的使用……这些很难造假。如果我们要系统审视‘西方中心史观’，地图是一个极佳的切入点。”
“但这也最敏感。”陈思源说，“挑战地图史，等于挑战整个地理大发现叙事。”
“所以需要更扎实的工作。”沈教授从包里取出一个加密U盘，“这里面是我这些年收集的全球二十多家图书馆、博物馆馆藏的中文古地图高清扫描件，以及同时期欧洲、阿拉伯地图的对比数据。总共3.2TB。我需要一个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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