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卉注意到他肩膀的肌肉在一瞬间绷紧了。
“找到了。”马旭东摘下嘴里那根被嚼得不成样子的吸管，放在桌上，动作很轻，像是在放一件易碎品，“便签纸的碎片。不是全部，但够了。”
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图像重建的窗口。碎纸机的缓存记录的不是文字，而是碎纸过程中刀片切过纸张时产生的压力变化数据。马旭东花了三十多个小时，就是要把这些压力数据反推成纸张被切碎前的形状，再把形状反推成笔画，把笔画反推成字。窗口里的图像在逐行刷新，从上到下，一帧一帧地跳出来。像是有人拿着一块橡皮，在黑板上慢慢地擦，擦掉灰尘，露出底下的字。
第一行出来了——“是”。
第二行出来了——“老”。
第三行出来的时候，马旭东的瞳孔猛地收缩，手指不自觉地抓紧了桌沿。
第三个字是“鬼”。
老鬼。
便签纸上写的名字，是老鬼。
方卉的咖啡杯在桌上冒着热气，整个技术分析室里只剩下排气扇的嗡鸣和马旭东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他盯着屏幕上那两个字，脑子里飞速闪过无数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像是一把钝刀，在他已经紧绷到极致的神经上来回锯。
“不可能。”他说的第一个词是“不可能”，语气是笃定的，像是用这个结论来压住所有往相反方向奔跑的推理。但他放在键盘上的手指没有动——一个黑客的本能告诉他，在数据面前，任何“不可能”都只是“我还没想到”的同义词。
“张敬之死前最后见到的人是谁？”方卉问。她没有看屏幕，她看的是马旭东——在审讯心理学中，消息传递者的微表情往往比消息本身更能说明问题。
“就是他。”马旭东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擦过铁皮，“老鬼。调查记录显示老鬼当天晚上去张敬之家里进行例行汇报，离开时间是晚上九点。张敬之碎纸时间是晚上十点四十五分。中间隔了将近两个小时。”
两个人在沉默中对视了一秒。他们都明白这两个小时意味着什么——老鬼离开之后，张敬之独自思考了将近两个小时，然后在碎纸机里碎了这张便签。便签上的“老鬼”两个字，不是指证，更像是一种记录。一个人从别人口中听到了某件事，震惊之下，把对方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盯着看了两个小时，然后把纸碎了，写了一封没有发出的邮件，接着在凌晨三点五十分从楼上坠了下去。
“他是写给自己看的。”方卉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在自言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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