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父亲：“您从哪里听来的？”
“阿姆斯特丹的情报网比海军部的还灵通。妓院老板娘、酒馆老板、还有那些永远缺钱的低级官员——他们知道的比议会还多。”小威廉微笑，笑容里有老狐狸的狡黠，“你祖父教我的：要了解权力，不要只看宫殿，要看它的下水道。”
在莱顿，玛丽亚的“荷兰农业研究所”（她坚持不改名）遇到了道德困境。
法国科学院——是的，敌国的科学院——宣布设立年度农业奖，奖励“对欧洲粮食安全有杰出贡献的研究”。玛丽亚的耐盐作物研究被提名了。
“我们不能接受，”研究所的董事会（由莱顿大学和各省农业代表组成）几乎一致反对，“战争期间接受法国奖项，政治上不可行。”
“但科学无国界，”玛丽亚坚持，“而且奖金有五千利弗尔，足够我们运行两年。我们正在研究抗病小麦品种，如果成功，可以养活成千上万人——无论是荷兰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但公众不会理解，”董事会主席是个退休的省议员，以谨慎（或者说胆怯）著称，“他们会说我们在通敌。特别是现在，拉米伊战役刚结束，荷兰士兵还在流血。”
争论持续了两小时。最终妥协：玛丽亚可以匿名接受奖项，资金通过中立国瑞士的银行转账，研究所不公开承认。
“虚伪，”玛丽亚回家后对女儿卡特琳娜抱怨，“我们需要钱，他们需要成果，但政治让我们必须假装这钱不存在。”
十八岁的卡特琳娜正在阅读伏尔泰的最新作品——虽然法国作家，但在荷兰出版不受限制。她抬头说：“母亲，伏尔泰先生写道：‘虚伪是恶行向美德支付的贡品。’至少他们还承认这是美德。”
“贡品太少了，”玛丽亚叹气，“而且付得太晚。”
但更让她担忧的是丈夫约翰的信。作为荷兰陆军上校，他参加了拉米伊战役，现在在布鲁塞尔休整。信很短，字迹潦草，显然是在疲惫中写的：
“亲爱的，我还活着，这已经是恩赐。我们团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英国近卫军获得了冲锋的荣耀，但我们荷兰步兵守住了关键阵地——代价是鲜血。马尔堡公爵是个天才，但天才的胜利需要普通人付出代价。
有个年轻士兵死前对我说：‘先生，我的父亲在九年前战争中失去了腿，现在我又要死在这里。什么时候结束？’我无法回答。
请继续你的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停止让人死亡，至少让活着的人吃得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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