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忽然想起什么，低下头，声音低了下去：
“内阁大臣……那是男人的事。”
夏洛特没有说话。
玛丽抬起头，看着她，嘴角弯了弯，那笑容里带着一点无奈，一点自嘲，还有一点点说不清的苦涩。
“您知道吗，”她说，声音轻轻的，“我现在赚的钱，存在银行里，但存单上写的不是我的名字。是我父亲和舅舅的名字。”
夏洛特的目光微微动了一下。
“我买了一座庄园，”玛丽继续说，“一万五千镑。但庄园的产权证上，写的也不是我的名字。是一个信托，我父亲和舅舅做受托人，我只有收益权。”
她顿了顿。
“我写的那些书，卖了那么多，赚了那么多，但那些钱，没有一分是在我名下的。全都在信托里，全都在别人的名字下面。”
她看着夏洛特，那双眼睛里有一点亮亮的东西，但没掉下来。
“您说我可以去做内阁大臣。”
她笑了笑。
“可我连自己的财产都不能直接拥有。”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
阳光还是那么暖，照在两个人身上，照在那叠稿子上，照在那些白瓷的茶杯上。
夏洛特看着她，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是理解，是怜惜，还有一点点玛丽读不懂的别的什么。
“你说得对。”夏洛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这个时代，对女人不公平。”
玛丽没有说话。
夏洛特继续说：
“但你已经在做了。”
玛丽抬起头。
“你在写那些书。”夏洛特说，“你在告诉别人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你在让更多人知道——医生不洗手会杀人，绿染料有毒，指纹能破案。你改变不了法律，但你已经在改变人们往常的错误观念。”
她顿了顿。
“这比内阁大臣做的事，也许更有用。”
玛丽看着她，那双眼睛里的亮亮的东西，终于没有掉下来。
但她觉得心里有什么地方，暖了一下。
窗外，巴斯城的阳光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