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星自卫军守住哨所的消息，像春天的风一样吹遍了苍梧星。不是刮大风，是吹小风。从矿场吹到码头，从码头吹到贫民窟，从贫民窟吹到菜市场，从菜市场吹到那些沈安澜没去过、陈望没听过、老赵想都没想过的地方。那些地方的人，有的在种地，有的在打铁，有的在织布，有的在修路。他们和矿工一样饿，一样冷，一样被人踩在脚下。他们听到了赤星的名字。不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他们不识字；不是从广播里听到的——苍梧星没有广播；是从人的嘴里听到的。嘴传嘴，耳传耳，人传人。传来传去，赤星就不只是一个名字了。赤星变成了一个人，一个站在哨所门口、手里没有武器、但让卫队不敢靠近的人。赤星变成了一群人，一群在竹海里训练、在矿场里罢工、在码头上传消息、在贫民窟里分粮食、在菜市场里送肉的人。赤星变成了一个地方，一个插着红旗的哨所，一个矿工们可以站着说话、不用看任何人脸色的地方。
沈安澜十二岁了。她的身高已经像十四五岁的少女，瘦削但结实，肩膀不宽但很挺。她的皮肤还是白得不像苍梧星上的人，五官还是精致得不像这个世界能长出来的东西。但她不再刻意隐藏了。不是不怕被认出来，是认出来也没关系了。因为赤星已经不是一个藏在暗处的人，是站在明处的旗。旗在那里，谁都能看到。看到了，信的就信了。不信的，看了也不信。她不需要所有人都信，只需要信的人够多。够多了，就够了。
老赵的膝盖还是肿的，腿还是瘸的，但他的腰是直的。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喝粥，不是劈柴，不是去矿场。是去哨所，把那面旗升起来。旗杆是用竹子做的，不粗，不高，不直。但旗在上面飘着，红红的，远远地就能看到。矿工们从工棚里出来，端着碗，蹲在矿道口，一边喝粥一边看那面旗。粥是稀的，米是碎的，碗是破的。但他们看着那面旗，觉得粥不稀了，米不碎了，碗不破了。不是旗变了，是他们看旗的时候，心变了。心变了，看什么都顺眼。
阿朗把枪擦了一遍又一遍。枪管被废机油擦得锃亮，能照见人影。枪托上被他刻了一个字——“赤”。字歪歪扭扭的，有些笔画都刻错了，但他刻了。刻了，就是他的枪。枪不是他的，是赤星自卫军的。但他刻了“赤”字，就是在告诉别人——这支枪，我扛过。我扛过，我就不白活。
石根生、石头、石柱三个人每天早上从码头走到哨所，从哨所走回码头。来回走，天天走，走成了习惯。路上遇到人，有人问他们去哪儿，他们说“去哨所”。问的人不知道哨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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