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故前一个月。沈越回家吃饭，录音笔从外套口袋里滑出来，正好磕在门槛上。他捡起来后没有试录，只盯着指示灯看了很久。沈知微问他是不是坏了，他说：“坏一点也好，至少知道哪里不对。”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心疼礼物。”沈知微说，“如今再想，那句话像是在说另一件事。”
“事故后，医院交还的随身物品里没有它。”她说，“我问过实验室，也问过保卫处，都说现场没找到。”
“可它后来进了维修店。”许照说。
这至少说明事故后有人接触过录音笔，但对方是在现场封存前还是之后拿到它，仍要找到送修日期才能确认。眼下他们只有一张日期泡烂的维修单，越过事实的猜测只会让线索变得更乱。
许照把拆下来的外壳递给她。清洗时，他连烧黑的边缘也只处理了会继续腐蚀的部分，划痕还在。沈知微看见后，抬头问：“为什么没把它磨掉？”
“它又没坏。”
这句话很普通。沈知微却把外壳握在手里，半天没有放下。老贺从柜子最下层翻出一本旧账。账页被潮气熏得发黄。两年前十月的一页里，夹着那张泡烂维修单的复写联。送修日期是事故后的第三天。
日期终于把先后顺序钉死：学校完成现场封存之后，仍有人接触过录音笔，并把它带到了旧街。三个人都明白这件事，却没人把“偷”或“销毁证据”说出口。客户名写的是“沈海”，电话号码少了一位。故障描述只有“进水、无法开机”，备注栏里另有四个字：不要联网。
复写联右上角还有一个模糊的现金记号，金额只够基础检测，没有预留换件费用。送修人既要求不联网、不格式化，也没有真正委托修复，更像只想把设备暂时放进一个离线地点。许照把“暂存可能”写进推测栏，没有当成送修人的动机。
“送来的人长什么样？”沈知微问。
老贺皱着眉想了很久。“男的，个子不高。戴帽子，口罩压得很严。现金放下就走了。我说修好要打电话，他说不用，他会自己来。”
老贺又补了一句：“他说话很轻，右手虎口上好像有一道烫伤。不能保证，我那天修了十几台机器。”
许照让老贺把“能确定”和“可能记得”分开。帽子、口罩和现金写进确定栏；身高、说话音量和烫伤只记作两年前的模糊印象。沈知微没有拿那道烫伤去对应任何熟人。记忆越久，越容易被眼前的线索重新塑形。
沈知微没有追问颜色、形状这些老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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