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运城的盐池可能是中国内陆中原地区唯一的巨型天然盐池。为了独享盐池之利，大明朝廷在前代的基础上，加高加厚了城墙，把整个盐池变成了城中之湖。
除了盐池，还有广阔的大海作为食盐的来源地。山东、两淮、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产盐地都设有都转运司或盐科提举司。在此之外，朝廷还在各地设有盐茶御史，俗称盐道衙门，事实上成为各地盐业专营的最高管理部门。
然而，朝廷的这些官僚机构并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它们被傅崇奇一类利欲熏心的腐败官僚所掌握，成为了他们攫取巨额私人财富的工具。朝廷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有明一代的盐业岁入仅有前宋的零头，而且放进老百姓碗里的盐粒并没有便宜下来。袁世振在万历末年搞了一个纲盐法，成为了大明朝盐业专买制度彻底失败前的最后一次努力（注一）。
四川没有天然盐池，但有天然盐泉，自古以来便是食盐主产区。
古巴人很早就在三峡地区发现了天然的盐泉。虽卤水浓度不高，但仍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古巴人利用这些财富，与不产盐的楚地换粮，曾一度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军进入四川。为了打破巴人对食盐的垄断，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不仅指挥百姓营建了伟大的都江堰工程，而且还在百忙之余，顺便在成都附近挖出了几口卤水井，成为了四川井盐的开山之作。
盐井在宋代出现了技术革命，井盐产量越来越大。卓筒井使用了冲击式顿锉法，在井口直径减少的同时，使井深加大。目前富荣地区最深的盐井，已经达到了百丈的水平。
食盐专卖虽说是众所周知的暴利，但暴利的来源不是刚需，不是成本，也不是产量不足，仅仅只是国家这个暴力组织对它的强力垄断。因为人人吃盐，暴利也来自于人人，所以食盐专营的本质，就是一种人人难以回避的人头税。
暴利既然来自于专卖，那么任何走私行为都是对食盐专卖制度的破坏。
食盐专卖遭到破坏，得利是部分人，损害却是产业链上的所有人，包括私盐贩子。因为私盐走私犯获取的利润，来自于正盐销售价和私盐成本价（包括违法成本）之间的价差。正盐价格被私盐价格冲垮，那么这种价差缩小甚至消失，也会使私盐的存在丧失土壤。如果有人上奏朝廷取消私盐专卖，那么反对声音最大的，必然是私盐贩子。正盐与私盐，就像一对伴生的双子星，一个在明处，另一个永远在暗处。正如野的和专车一合法，正租必然上街示威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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