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寻常的粟米也按五十税一纳税，显然是不合理的。
经过刘贺的改革之后，不同价格商品的税率就不同了。
粟米和麻布等百姓离不开的物品不用缴税，可以起到稳定物价，降低百姓负担的作用。
家畜家禽果蔬、铁器农具和日用器皿等适用低税率。
普通的田宅庄园、一般的丝绸锦帛等适用中税率。
大片土地、豪华田庄、上等丝绸、俊马豪车和金银珠宝等高价值的商品适用高税率——足足要达到三成以上。
最后这一类事物，是世家大族才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对其征税其实征的就是后世的奢侈品税——俗称富人税。
对这些商品征收重税，最终都会反映到价格上，不仅可以让大汉民间形成节用简省的社会风气，更可以让消费这些商品的主力军出更多的钱。
如此一来，不仅少府能收的税多了，而且还能打压巨室大族，简直是一举两得的好手段。
税制改革的第三个举措就是降低了人口税，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调整了人口税。
人口税，从古至今都有，而且收得很重，原因就是其征收简便、税收成本低。
毕竟，土地可以隐藏，人口可不好隐藏。
但是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税收的负担不公平。
大汉人口税主要可以分为算赋和口赋。
超过十五岁的壮口收算赋，每口每年要交一百二钱。
三到十四岁的幼口收口钱，每口每年要交二十三钱。
看起来按口算钱非常合理，但实际上有很大的猫腻
一个有五口壮年的家庭，大约可以耕地百亩，可得谷物二百石，折合成钱是两万钱。
按照旧有的三十税一的税率，地租就要缴纳七百钱左右；算赋则要交六百钱。
如此对比下来，土地税和人口税的负担差不多。
但是，这其中却存在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地租可以直接交粮食，而算赋则需要直接交钱。
于是，百姓们要交算赋的话还要先将自家粮食拿到集市上贩卖，换成钱之后再来交算赋。
收成好的时候，粮价下跌，算赋变相加重；收成不好的时候，无钱交算赋，只能去借高利贷，最终被高额利息压垮。
更别说在售卖稻谷的时候，还有可能遇到豪猾的巧取豪夺，又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巨室大族动辄占地几百顷，但是家庭人口不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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