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蔗酒”的成本优势被进一步放大，是因为“府内酿造厂”在试制的过程中，发现如果降低标准，酒精含量控制在百分之三十左右，发酵周期只需要一旬，也就是十天左右。
而大曲酿造，别的先不提，仅仅是头次发酵，就要四十天。至于产量更不必多说，何况还占用大量的粮秣，这是最为要紧的地方。
贞观十九年边军数量虽然减少了一成左右，但还是维持在二十万上下。主要的边军军府，都在是西北地区。哪怕是辽东边军，也多是北军出身，幽州都督府出来的将佐不要太多。
这些地区的地理气候特点，导致对烈酒的需求量，是有相当的周期律的。一旦入秋，就需要常备烈酒，到冬季时，消耗量更是倍增，一直要持续到春末，草原、苔原、高原出现第一波春季的野羊、野马、野驴群的迁徙，才算减少需求量。
除此之外，高原地区，尤其是李靖、侯君集旧部的青海军，几乎是常年需要烈酒，不仅仅是要自用，镇压之外的招抚工作，是需要用到大量的烈酒来和蕃地豪帅交易。牛羊、药材、皮革、女子……这些物资，除贵金属硬通货之外，绢布也不如烈酒好使。
可以说贞观朝自三年全国大灾之后，哪怕明明对“粮食危机”心有余悸，可捏着鼻子勒紧裤腰带，也还是放开了酿酒管制。虽说还是朝廷掌控“酒曲”，但各州县的酒类市场是极大丰富的，属于朝廷在盐铁糖绢煤之外的又一大财源。
即便只是照二十万边军，每人每年消耗十斤酒来计算，一年光边军消耗，就要两百万斤。
贞观十五年以来，长安好酒一斤要一贯，便宜的则是一斤二三十文，全国均价普遍维持在一斤一百文左右。
于是不难看出，如果朝廷能够放开了让边军消耗，保底十斤酒一年，这就是二十万贯进账。
毫无疑问账不是这么算的，只是这种趋势相当明显，有现实的供需存在，天然的市场放在那里，只是因为社会普遍道德价值观的制约，导致朝廷并不可能就肆无忌惮亲自下场破坏“传统”。
长溪县蔗农、渔民的一个小发现，它解决了相当多的问题。
饶是曹老夫子跟老张说，“甜蔗酒”古已有之，然而前面几百年都没人推广，可见里面也是有相当多的困难。
比如说甘蔗要占用水资源，要占用土地资源，等等等等，只是恰好在贞观朝，因为某条工科狗的乱入，不说彻底解决了问题，但肯定是降低了难度。
老张给李董的奏章，没有虚头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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