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的溃败实埋根于新汉政权政治体制不明确的大误，他们认为登州的华夏扩大会议，既是成功的，又是失败的，成功之处在于华夏扩大会议团结了所有正面的力量，而失败之处则在于这次会议没有使各派势力真正融合。
“当然，当时要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但既然现在问题已经出现，我们便不能置若罔闻！”
这批学者认为要避免再次发生真定之败那样的悲剧，就必须进行一次政治调整，在新汉政权内部进行更深入的统合。
塘沽政学因为战争原因早已将办学地点移到辽阳府，所以他们的言论很快就传到杨应麒耳中，并迅速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对于塘沽政学学者关于进一步统合的呼吁，不但中枢方面认为应该如此，就是各个地方的官吏、将领也都觉得理应如是。中国的大一统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各派知识分子对分裂与割据无不深恶痛绝，就是曹广弼、刘锜等保有军人传统的将领也都如此。
“理是这个理，大家都认同。”赵橘儿叹道：“问题是应该怎么做才能统一！”
“需要名分！”蓬莱学舍发出了这种声音：“现在我们的国号、国都、社稷都不确定，名不正则言不顺，言尚且不顺，何况行？前线军民之丧失士气，虽在于宋帝的扰乱，更在于军民没有归属之感。若使军民知有所属，知有所忠，纵有十赵构之扰何足以动摇人心？所以国、君名分不定，才是这次战败最根本的原因！”
与这种舆论相呼应，胡安国、陈显和韩昉不约而同地在三个地方上书折彦冲，劝他登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