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灭汉之威，意图兴复燕云，却不料兵困将乏，一败涂地。但其在位之时，强集权，改制度，使政令可行之于天下；善科举，兴文治，则生治世之能臣。干戈不息，天灾方行，俘馘日至，而民不知兵；水旱螟蝗，殆遍天下，而民不思乱。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故太宗皇帝固有过，却难掩其功德，可称贤君。只是两次伐辽，动国之根本，又屡败于辽，使国中闻辽丧胆，终成百年大患。”
“及至真宗皇帝即位，其治国之能不及太祖太宗，开疆之心亦不及，然其勤勉于政事，善用贤臣良将，于是有咸平之治。其使中原经济得以复苏，百姓亦可安居乐业。中书门下及枢密院权柄日重，则利于国家施政，自然开明公正。然宰相枢密使势大，反阻皇权，故真宗皇帝以异论相搅平衡朝堂。不过此举固可使朝臣对立，难侵皇权，却也为后世忠臣奸佞共一堂，事无所宜，皆有争论，使得忠言难行而立根基也。后至澶渊之盟，东封西祀，国力日艰，百姓赋税亦苦。晚年之时，更是任用“五鬼”，粉饰太平，其大过也。是故真宗皇帝勉为英悟之主。初践位时，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洲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矣。”
“仁宗皇帝即位后，西夏立国，天灾并起，实非国之大运，然仁宗皇帝不以为意，任用贤臣，励志变革，方才有范仲淹、富弼之‘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的改革措施，始有庆历新政的盛况。又数度抗西夏于边，虽最终战败而订‘庆历和议’，却令西夏一国财用不给，使其百姓饮无茶、衣昂贵，怨声载道，于是数十年不敢再窥宋之边境。政事方面，仁宗皇帝则更使大权归于文武群臣，而立言官以限其权柄，虽为放权，但实际皇帝掌握百官之力更胜前代。纵观仁宗皇帝一朝，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庭，或跣立殿下。至于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百余年之基。故其驾崩之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便是辽道宗亦哀恸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更立其衣冠冢以托哀思。是故仁宗皇帝御极之世。恭已无为，宽仁明圣，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