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底，万众瞩目的经筵在兴庆宫隆重召开，宰相大臣，亲王勋贵，名流隐士、学者报人、甚至包括僧人道士都济济一堂，共商国是。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研讨会自然观点也是五花八门，有一个不知道那个旮旯被刨出来的隐士老眼昏花，头一天就提出法先王，尊周礼，甚至感叹说如果不这么改他是宁可去朝夕和飞禽走兽相伴，也不愿生活在大唐的阳光下，一副不食周粟的模样，招来了嘘声一片。大会主席李诵的评语是：
“这位先生用自己富含感情地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副人民少而禽兽众的时代，朕也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不会因为土地和财富起多少冲突，只是现在距离上古之世已经前年，人民是那时的万倍，朕无法让人民减少或者禽兽增多，只好劳烦先生您自己回到上古吧，或者您赶紧去找王莽也行。”
这只是一个花絮，不过这个花絮也给这次经筵订下了尚今求实的基调。主持大会的是已经致仕的司空杜佑，也是以尚今著称的大家,不说当了十几年宰相的功绩，就是他的一部著作《通典》都是当世数得着的巨著，和李吉甫很是有得一拼。不过杜佑明显藏有私心，把自己的两个孙子司议郎杜悰和一个更小的才十岁的杜牧走私进了会场。
虽然各家学派众说纷纭，但是焦点还是集中在最近的新旧之争上，具体的就是国本问题，以农业为国本还是以商业为国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根基在土地的宗室勋贵和世家大族咄咄逼人，而从中分化出来的新派却是见招拆招，强调商业的重要性。重农派推出的代表是侍中严绶，以及三省的数名郎官，还有国子监的几位博士，从晁错的《论积贮疏》一直谈到当今的商人薄情的现状，而重商派的代表是户部侍郎度支盐铁使程异，出面的支持者有中书舍人白居易和校书郎李绅。
有国子监博士讽刺白居易和李绅道：
“白舍人可记得当初所作《观刈麦》乎？李校书郎可记得当年所作《悯农》乎。”
并当众朗诵白居易的《观刈麦》和李绅的《悯农》道：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当初某读到这两首诗的时候，真是拍案而起，心道一定要结识这两位关注民生疾苦的大诗人。在国子监任教，也把这两首诗推荐给某的学生。孰料今日一见，大失所望，早知道不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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