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徐知府的辩解更加面目可憎。
教主道君皇帝直接下诏将徐处仁落职流放，甚至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其人，以大宋的国情而言，这一处置可谓极其严厉。
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徐处仁坐失国土。
半年前，面对大同赤裸裸的危险，惊慌失措的赵佶抛弃朝廷逃到临安。
随后，朝廷虽然顺利迁都，但百官在东京的利益却因为教主道君皇帝不负责任的行动造成了极大损失，逐渐与天子离心。
以赵佶的政治手腕，自不会让这些臣子真翻了天。
此番对徐处仁的严厉处置，既是借机震慑心怀不轨的臣子，也是为了表明自己坚决抗同的态度，以期挽回人心，巩固帝位。
当然，仅有惩处震慑人心不够，还需有奖赏激励人心。
因平息动乱稳住阵线有功，教主道君皇帝诏：
知济州事苏迟加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迁济州兵马钤辖范琼为京东西路兵马副总管，并授予二人整顿济、单、濮州及广济军兵马的重任。
实际是朝廷不拨一兵一粮，任由苏迟以四州一军的战争潜力对抗同军。
国难当头，特事特办。
天子用人不循常例，众臣也没有人眼红。
以京东西路当前的形势，这付担子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够挑得起。
权势富贵再好，也要有命消受才行。
苏迟不愧为国之干城，明知道这项任务极为艰巨，也不讲任何价钱地接受了。
其人深知以数州之地对抗一国容不得半点侥幸，当即带头贡献出自己的俸禄，并下发政令，号召济、单、濮三州和广济军四地百姓捐献钱粮共赴国难。
此令一出，治下百姓骂声一片，苏迟却不为所动。
其人身为前线帅臣，第一位要考虑的是济州守不守得住。
若是没有钱粮提振招募健卒提振士气而导致济州失守，使得同军大举西进，各地百姓家中存有再多的钱财都与大宋无关。
而远在临安城中赵佶身为大宋皇帝，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更多，却不可能像苏迟这般“单纯”。
备战肯定是要备战的，但比备战更重要的是判定大同究竟在袭庆府之乱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只有搞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判断同军会不会就此发动攻宋之战，而大宋还来不来得及劝阻对方等等。
实际上，徐处仁丢掉袭庆府的消息传到临安，教主道君皇帝便立即向大同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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