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仓、义仓亏空问题，进行过一番纠察。爆发出了不少问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以“农事”为由挪用，最终用在农民身上的寥寥无几，很多实则最后都变换为钱财，落在贪官污吏的手中。
有些地方官僚就是这般肆无忌惮，而不管怎么看，似乎都是农民最好欺负，也更容易伸手。对于二仓的检察，也逐渐演变为朝廷吏治整顿中的一项大举措。
不过在具体落实时，却显得很谨慎，只把一批罪行重大、贪墨数量巨大的官员给处置了，以儆效尤，至于余者，只是小惩大诫，内部警告。没办法，朝廷正多事，内外正不安，在许多事务的处置上，刘旸都不得不多一分谨慎，有些妥协不是软弱，而是明智的选择。
但是最近两年，情况又有所变化，随着权威渐固，在有些“底线”的问题上，刘旸也越来越强硬。
就比如在农事问题上，他或许没法阻止所有权贵官僚伸手，但凡是敢于伸手的，一旦发觉，必给你斩断。而胆敢欺农虐民者，更无容情，必以严刑处置。
很多时候，是不能仅凭印象看待一个人的。就说世祖皇帝吧，给臣民的印象素来是凉薄苛刻，喜怒无常，杀人无数，因此让人敬畏。
而刘旸，从小到大，都是以一副温文尔雅、谦和宽仁的面孔出现在世人面前。登基之后，慎刑少杀，更成为了他的一个新标签，是他雍熙之政的理念。
然而事实，绝非如此，不算蜀乱这种的叛乱伤亡。以大汉《刑统》为指导，若对开宝、雍熙两朝的“年刑杀率”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在刘旸时代，官吏百姓犯罪，死刑率要远高于世祖时代。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世祖皇帝并不把罪犯当人，一般通过刑徒营抑或流放海外的办法来榨取剩余价值。
而刘旸却在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发现，世祖皇帝的做法，于小民太过，容易激起民怨，与权贵却太轻，因为不管是在刑徒营，还是在海外，他们总是有办法逃避那些苦难，逍遥着结束刑期，然后继续违法犯罪、作威作福.
这也是刘旸上位以来，便迫不及待地对刑徒营进行改革的原因，不过，在“调合”一道上，刘旸堪称集大成者。他的改革，并没有废除刑徒营，对其利处依旧在发扬，只是在对刑徒的政策上进行了一定调整。
比如，“提高”了服役刑的标准，该杀的，直接依《刑统》斩杀，不用再送到刑徒营“受苦了”。
于是很多权贵就发现了，贪污腐败、作奸犯科的成本在不知觉间提高了，若是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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